應當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法國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如薩特、阿爾杜塞、福柯、拉康【52】、羅蘭·巴特等人盡管分屬於各個不同的理論派別，研究重點也有所不同，但他們往往都通過黑格爾而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同當代各種思潮，特別是同現象學、精神分析學和結構主義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戰後法國得以進一步廣泛地同60年代後出現的多元化思想理論進行對話。說到這裏，就不得不提到他們共同的“啟發者”、法國黑格爾主義哲學大師讓·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53】。伊波利特的影響力如此之大，以至於福柯在為伊波利特的逝世而召開的紀念會上曾說道：“對我們這些伊波利特的學生來說，我們現在所思索的所有問題，都是他提出來並反複思索的，都是他在他那本偉大的《邏輯與存在》一書中所總結的。在大戰之後，他教導我們思考暴力和論述的關係、思考邏輯和存在的關係。而現在，他實際上仍然建議我們思考知識的內容和形式必然性的關係。最後，他還告訴我們，思想是一種永不停止的活動，它是發動‘非哲學’，但又使‘非哲學’緊緊地靠近哲學而運作起來的某種方式，同時也是我們的存在得到解決的那個地方。”【54】
誠然，較之歐洲其他國家，法國思想界接受黑格爾思想的進程相對較晚啟動。但是，在經由伊波利特等人引進之後【55】，法國思想家們對黑格爾的辯證法深感興趣。正如梅洛-龐蒂所說，黑格爾是對20世紀所有偉大思想家產生最大思想影響的哲學家。【56】對於法國當代思想家來說，引進黑格爾，不隻是引進了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叛逆精神，而且還引進了比黑格爾更激進和更有徹底批判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對此，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中亦指出，從30年代到50年代，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入侵，開拓了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所主導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線”。【57】
50、60年代之交，結構主義逐漸取代存在主義，在法國思想界占據了統治地位。和其他哲學流派不同，結構主義並不是由一些專業哲學家所組成的哲學流派，而是在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文藝學及文化學等領域中的一些學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種觀點和方法的總稱。不同的學者以基本相同的結構主義方法研究自己的領域，從而建立了諸如“結構主義人類學”、“結構主義語言學”、“結構主義心理學”等學說和理論，人們把它們統稱為結構主義。換言之，如果說存在主義首先是世界觀和道德觀的話，那麼，結構主義則首先是認識論和方法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結構主義最大的理論貢獻，就在於它以新論述模式，取代原來西方傳統思想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模式及其主體中心主義原則。結構主義的新思考模式及其論述模式，徹底地顛覆了貫穿於整個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觀念的“標準化”及其“正當性”基礎。所以，結構主義之所以成為法國當代思想革命旋風的啟動者並非偶然。在結構主義思想深處，實際上隱含了整個20世紀下半葉理論和思想革命風暴的種子。【58】
嚴格地說，結構主義思想的誕生地並不是在法國，而是在其鄰國瑞士。【59】就法國而言，當代法國思想界所產生的結構主義思潮，其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當推法國當代最有聲望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他在1940年代所創立的結構主義，不僅大大改變了人類學的研究方向及基本方法，而且也廣泛地滲透到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推動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和方法論革命。隨著他的結構主義逐漸大行其道，整個法國思想界的麵貌可謂煥然一新，出現了難得一見的活躍局麵。概而言之，在列維-斯特勞斯的影響下，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60】、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61】和米歇爾·塞爾（MicheLSerres）【62】等人，也創造性地將結構主義廣泛運用於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心理學、曆史學及政治學領域。
列維-斯特勞斯是薩特的同時代人，他於1908年出生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父親是位旅居法國的畫家。不過，他後來很快就隨家人定居巴黎。他在巴黎先後讀完中學和大學。大學畢業後，曾和梅洛-龐蒂一起執教於巴黎的公立高級中學，並與後者一直保持著密切友好的關係。30年代中期，列維-斯特勞斯與薩特走上了不同的理論道路。當薩特前往柏林研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學說時，列維-斯特勞斯承蒙法國當時著名的社會學家塞勒斯坦·布格萊（CelestiNBouglé）【63】的推薦，前往巴西聖保羅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接著，他又多次擔任巴西中部人類學考察隊隊長，對馬托格羅索高原和亞馬遜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進行了實地考察。
二戰當中，具有猶太血統的列維-斯特勞斯在旅居美國期間結識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羅曼·雅克布森（RomaNJakobson）【64】，並對後者的音位學的結構分析方法頗為欣賞。列維-斯特勞斯極為看重與羅曼·雅克布森的相遇對自己所產生的影響，他曾回憶說：“那個時候，我隻是一個樸素的結構主義者。我正在搞結構主義，但對其一無所知。雅克布森向我展示了包含著一種學說的著作，這種學說已經融入語言學中，而我卻從來沒有研究過它。對於我來說，這是一次啟蒙。”【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