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反戰運動的興起與和平主義知識分子的活動
就在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以各自方式在不同的戰線為祖國而戰之際，著名作家羅曼·羅蘭【51】所采取的“超乎混戰之上”的態度與立場鶴立雞群般地格外引人矚目。
作為一位作家，羅曼·羅蘭走上創作道路伊始即表現出對戰爭問題的關注。其後，他更是通過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約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等小說中的主人公的言行，表達自己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立場。戰爭爆發後，僑居在中立國瑞士的羅曼·羅蘭絲毫沒有用隔岸觀火的心情對待戰爭。這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使他在精神上感到極度痛苦：“我痛苦萬分，簡直想一死了之。生活在這種發狂的人類中，無可奈何地眼看文明崩潰，多麼可憎可怕。這場歐戰是幾世紀以來曆史上最大的災禍，這是我們寄托在人類博愛上的最神聖的希望在破滅。”【52】麵對著戰火正在歐洲大陸猛烈延燒，長期來一直埋首書齋的羅曼·羅蘭覺得再也坐不住了，他告別了閉門讀書、潛心著述、幾乎不問世事地生活，成為一個直接幹預公眾生活、經常關懷世界大事的作家。
羅曼·羅蘭在大戰初期所做的兩件事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這一轉變。其一是參加設在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戰俘通訊處”的工作；其二是在報上發表公開信，譴責德軍炮轟比利時的著名曆史古城盧汶（Lo uVain）。
羅曼·羅蘭在“戰俘通訊處”工作的幾個月，使他對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痛苦與災難有了更深的認識。由於戰俘和其家人不能直接通信，“通訊處”的作用，首先在於將大批戰俘的信轉達給各人的家屬，同時把家屬的信設法送到戰俘手裏。也有前線戰壕中士兵寄給戰俘，或後方的家人寄給已經失去聯係的前線士兵的信。這些信充分表明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痛苦與災難。有時，戰壕中士兵，或野戰醫院中的傷員，自己覺得已無生還的希望，悲痛地寫信和後方的親人訣別，或者相反，後方的家人慘遭不幸，寫信給沒有希望再見到的在前線的親人。生離死別，字字血淚，令人不忍卒讀。這段經曆給羅曼·羅蘭上了極其重要的人生一課。1915年4月，他在日記中寫道：“痛苦，我認識了你！七個月來，在‘戰俘通訊處’，我天天沉浸在悲痛與哀傷的海洋中。”【53】
1914年8月下旬，比利時著名的曆史名城盧汶的古代建築與曆史文物在德軍的炮火下均化為灰燼。羅曼·羅蘭無法忍受這種對於人類文明的狂暴摧殘。於是，他在8月29日給德國著名劇作家、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蓋哈爾特·霍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54】寫了一封公開信。公開信發表在9月2日的《日內瓦日報》（Le JournaLde Genève）上。羅曼·羅蘭在信中譴責德國的文人學者，麵對德軍的罪行，采取了默許的態度，並責問德國的知識分子：“你們是歌德的後裔，還是阿提拉【55】的後裔？”【56】羅曼·羅蘭之所以把信寫給霍普特曼，主要是希望曾在許多作品中表現出人道主義思想的霍普特曼能成為自己的誌同道合者。因此，他在信中發出呼籲：“為了我們的歐洲（而您一直是歐洲最光榮的戰士之一），為了文明，為了德國人民的榮譽，我懇求您，霍普特曼，我向您，向德國的優秀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呼籲：請你們盡最大的努力來反對犯罪行為，不然的話，你們也將擔負犯罪的責任。”【57】讓羅曼·羅蘭深感失望乃至憤怒的是，在此信發表後不久，德國知識界包括霍普特曼在內的90多位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公開宣言，宣稱德國知識界完全支持本國政府的行為。
1914年9月15日，羅曼·羅蘭在《日內瓦日報》上發表了他生平第一篇長篇政論《超乎混戰之上》（Audessus de lAmélée）。“超乎混戰之上”，這不僅是一篇文章的標題，同時也是這位著名作家麵對戰爭所采取的基本立場。“混戰”是指當時歐洲若幹民族、若幹國家之間的一場大戰。羅曼·羅蘭采取高高在上的超然態度，就是說，他不站在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本位立場上，反對一切民族沙文主義和愛國主義。《超乎混戰之上》的要點有三：第一，對於交戰雙方在戰場上流血犧牲的大批熱血青年表示哀悼：“啊，全世界英勇的青年們！你們用熱血澆灌幹渴的大地，這是何等慷慨的狂歡！在夏日的驕陽下，倒下的莊稼何等壯觀！你們這些所有國家的年輕人，懷著的是一個悲劇性的共同理想，自相殘殺。”【58】第二，認為各民族之間不存在必須開戰的理由，即使必須開戰，也不應該在西方本土破壞自己的文明。如果為了爭奪全球利益，那也可以采取和談的方式。第三，建議成立一個國際糾紛的仲裁機構，借以避免新的戰禍：“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倡導建立一個機構，一個高等道德法院，一個良心的法庭，執行監督並仲裁所有對人權的粗暴侵犯，無論這種侵犯來自哪一個陣營。”【59】尤其引人矚目的是，羅曼·羅蘭還在此文中對知識分子們提出了特別的希望，這就是保持思想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反對種族主義。文中寫道：“我看到，（很多人）效力於一種幼稚而荒謬的種族主義狂熱，這是可恥的。種族主義完全沒有科學依據（不存在單一純粹種族的國家）。種族主義政策，正如勒南（Renan）【60】在寫給斯特勞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樣，種族主義政策隻能導致動物之間的戰爭，弱肉強食的戰爭，與各種齧齒類和食肉類動物之間的生存競爭類似。這將是一個末日，這個繁殖能力極強而又錯綜複雜的人類的末日。人類是一曲高貴的集體靈魂譜寫而成的交響樂，如果有人隻能依靠破壞人類的一部分才能理解和熱愛人類，那證明，他是一個野蠻人。”【61】
《超乎混戰之上》的發表震動了德法的知識界，激怒了社會輿論，羅曼·羅蘭頃刻之間成為眾矢之的，不少法國人罵羅曼·羅蘭是“賣國賊”，因為他反對而且譏諷了保衛法蘭西民族的生存和光榮曆史的“神聖戰爭”。因為《超乎混戰之上》宣稱各民族、各國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優點，應當互相尊重。這就是說，德國民族、德國文化也有自己的優良傳統，值得法國人尊敬和重視。光這一句話，就足以使當時法國的民族沙文主義者以及受他們影響的公眾暴跳如雷。如亨利·馬西斯（Henri Massis）【62】立即在《水星報》（Le Mercure）上以《反對法國的羅曼·羅蘭》為題發表文章，對羅曼·羅蘭進行謾罵、攻擊。【63】當時，一些人公然叫囂，要將羅曼·羅蘭處以極刑，或者威脅說，必須要用對付饒勒斯的方式來對付羅曼·羅蘭。卑鄙的記者、投機的政客還造謠說，羅曼·羅蘭是“有憑有據”的德國特務，並把他叫做“日耳曼·羅蘭”（GermaiNRolland），說他是日耳曼人，使受謠言攻勢蒙蔽的普通百姓提起“日耳曼·羅蘭”來，個個切齒痛恨。甚至羅曼·羅蘭往日的師長友好，也有人公開表示對他深惡痛絕。如當時法國的史學大師拉維斯以前一貫賞識羅曼·羅蘭的才華，並利用自己的聲望與地位在學術界與教育界對其大加獎掖，到了這時，居然也公開表示和羅曼·羅蘭斷絕關係，劃清界限。
不僅如此，羅曼·羅蘭的這篇文章在西歐其他國家的知識界也遭到了普遍的抨擊和責難。德國的文人們普遍把羅曼·羅蘭看成是最陰險的敵人，是躲在和平主義外衣之下的沙文主義者。有人在《德意誌評論》上撰文指出，《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在陰險的中立主義假麵具下，包藏著對德國精神的最危險的攻擊”。就連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64】也對羅曼·羅蘭冷譏熱嘲，痛恨有加。在英國，帶頭抨擊《超越混戰之上的》的，正是曾經讚揚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著名小說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George Wells）【65】。甚至在中立國瑞士，也有一些舞文弄墨之士，指著羅曼·羅蘭破口大罵，說羅曼·羅蘭不配住在瑞士。
由民族沙文主義者一手製造的白色恐怖從四麵八方向羅曼·羅蘭襲來。羅曼·羅蘭曾在日記中寫道：“有充分理由使我相信，我遲早將成為暗殺暴行的受害者。”極度的孤立與長期的鬱悶使他陷於悲觀絕望，幾乎到了自殺的邊緣。“新的危機。可怕的夜晚。我的唯一的鎮靜劑是想到一死了之。不再活下去。不再做人。嗬，如果我非長生不死不可，我一定會發瘋。”【66】但是，羅曼·羅蘭畢竟是一個不輕易改變主張的人。盡管他在此期的《戰時日記》中字字辛酸，滿紙淚痕。可是，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立場。他決心不向命運投降，不向邪惡勢力低頭。由此，他也從未放棄為世界和平的信仰而進行的鬥爭。在相繼發表了《武裝力量中的仁慈》（1914年10月30日）、《致我的批評者》（1914年11月17日）之後，1914年12月4日，他又發表了一篇比《超乎混戰之上》更大膽、更潑辣的文章《論偶像》。該文的基本精神和《超乎混戰之上》是一致的：反對民族沙文主義，反對戰爭。同時嚴厲斥責法國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的表現：“法國知識分子並不使我覺得臉上光彩……思想界的首腦們，到處在集體瘋狂麵前低頭屈膝。這種聞所未聞的虛弱，充分證明他們沒有骨氣。”【67】
1915年秋，瑞典皇家學院打算把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曾創作鴻篇巨製《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羅曼·羅蘭。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才進行了一年多的時間，作為中立國的瑞典要把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一個交戰國的文學家，顯然得承受多方麵的巨大壓力。其中，法國政府對此就堅決反對。法國政府甚至向瑞典政府表示，如果瑞典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羅曼·羅蘭，法國駐瑞典大使將拒絕參加授獎儀式。與此同時，巴黎的民族沙文主義報刊也歇斯底裏地說羅曼·羅蘭是猶大，諾貝爾獎金就是他出賣祖國的報酬。在這種情況下，瑞典皇家學院決定暫不發表19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姓名。直到第二年11月，瑞典皇家學院與外交部才打電報給羅曼·羅蘭，告知他是19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而且，一直到1917年6月初，審慎的瑞典皇家學院才將諾貝爾獎的證書和獎金寄給住在日內瓦附近的羅曼·羅蘭。羅曼·羅蘭在收到獎金後，即毫不猶豫地全部分贈給法國救濟戰爭難民的幾個民間組織和設在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
毋庸諱言，大戰爆發之際法國民眾迸發出來的強烈的愛國熱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這樣一種幻想，即戰爭是短期的，赴前線作戰的士兵們會在當年的聖誕節前凱旋回家。然而，事與願違。馬恩河戰役之後，士兵們並沒有能夠回家過聖誕節。長期的陣地戰開始了，婦女們掛在赴前線作戰的兵士們槍支上的花朵早已凋謝。士兵們的情緒已在逐漸變化。當初為偉大的愛國主義理想奪回阿爾薩斯與洛林而戰的想法在日複一日地消退。戰士們之所以還在戰鬥，更多的是出於習慣與壓力。路易·梅雷（Louis Mairet）在《一個戰士的日記》中的記載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16年的士兵，既不是為阿爾薩斯，也不是為了摧殘德意誌，也不是為祖國而戰。他們出於正直，出於習慣和迫於壓力而戰。他們打仗，因為他們隻能這樣”【68】。而持續的戰爭與生活狀況的日趨惡化更使廣大民眾的厭戰和不滿情緒逐漸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