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國知識分子的新陳代謝——“代”的現象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降，伴隨著跌宕起伏的20世紀法國曆史的進程，法國知識分子走過了一段波詭雲譎的百年曆程。知識界內部的新陳代謝始終沒有停止，種種不同的思想觀念、政治主張，“介入”社會生活的方式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各領風騷，變動不息。西裏奈利指出：“思想觀念以何種方式在知識界內部傳承，這是知識分子史研究的關鍵性問題之一。”【35】這就需要將知識分子內部的代際更替作為切入點。通過代際更替，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體現的是連續還是斷裂？產生這種連續性或者斷裂性的原因何在？對知識分子的曆史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都是需要進行深入探討的問題。代際更替的現象，並不是簡單的年齡更替的自然現象，其實質是知識界內部新陳代謝的實現方式。
事實上，每一“代”知識分子都是特定曆史環境的產物，他們的共同特征起源於某個特定的曆史事件。例如，德雷福斯事件為法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誕生提供了時間和空間，支持德雷福斯的一代知識分子，在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時所持的思想、立場和方式，都起源於這個全國性的事件。正是因為這些共同的觀念和行為的特征，這一代知識分子被稱為“德雷福斯分子”（Dreyfusard），他們也將這些特征，作為身份認同的標誌，和其他知識分子相區別。然而，催生一代知識分子的事件並不局限於全方位影響法國社會的重大曆史事件，例如兩次世界大戰，它們對法國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麵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知識界自然不能例外。但是，知識分子的活動領域，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這些領域中發生的重大變故，波及全國的爭論，對知識分子能夠產生同樣深度和廣度的影響，塑造一代全新的知識分子。例如，二戰結束之後的冷戰，沒有造成法國各項基本社會製度的變革，對普通民眾的生活也沒有帶來實質性的衝擊，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卻成為綿延數十年的衝突焦點，對知識界的力量對比及其變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中誕生了一代支持或者同情共產主義事業的左翼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曆史走向和內容得到了全麵改寫。
重大的社會曆史和政治事件，作為各代知識分子的起點，將各代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史的坐標上進行了定位。事件為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征的形成提供了起點和背景，而在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共同的“代”的意識的形成過程當中，“代”的內部結構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人格氣質形成於其早年的經曆。對知識分子而言，青年時期所受的教育塑造了成年之後的思想觀念和社會參與活動的特征。青年知識分子所在的學校、班級的組成結構和運行方式，即青年知識分子團體的特定社交性結構，對塑造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和思想傾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他於1988年出版的國家博士論文《知識分子的“代”——兩次大戰之間的高等師範文科預備班和巴黎高師的學員》中，西裏奈利選取了20年代中期的巴黎高師文科預科班和高師文科班作為研究對象，將其作為一個切片，通過查閱大量檔案文獻，采訪當事人，經過細致的考證梳理，令人信服地說明了一代知識分子如何從一個和平主義的母體出發，經由哲學教師阿蘭（Alain）【36】為代表的“啟發者”的引導，逐漸完成政治覺醒，參與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去的一個過程。他還分析了在這過程中起作用的各種因素，為在知識界的新陳代謝中新的一代如何形成這個問題提供了研究的典範。
此後，西裏奈利繼續研究了1945屆高師文科班普遍思想左傾的“共產主義”的一代、50年代中期共同支持當時著名的政治家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的“孟戴斯主義”（le Mendèsisme）的一代、受1968年“五月風暴”影響形成相似社會政治主張的“1968年的一代”等多代法國知識分子，為法國知識界的新陳代謝勾勒出了大致的輪廓。通過這些細致的經驗研究，西裏奈利進而探尋了影響知識界代際更替的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法國喪失了大量的青壯年人口，為出生於1905年左右的一代知識分子迅速進入知識界提供了便利條件，大大縮短了新一代占據知識界主流通常所需的時間。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知識界針對附敵分子的清洗運動，使得同一代知識分子的內部發生了換班的現象，和法西斯或維希政府合作的知識分子退出了曆史舞台，同代人中的另一批知識分子開始占據知識界的中心。
在對知識分子的“介入”行動進行解釋的時候，通常人們根據政治傾向的區別將知識分子分成左派和右派兩大類。這種簡單的兩分法在一些情況下可以提供解釋的基本框架，但是在許多情況下缺乏解釋能力。例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許多知識分子都參加了反對戰爭的宣言和請願活動，在同一份宣言中的署名名單中，會同時出現左派和右派知識分子的名字，政治傾向的差異性在這裏無法解釋。而從知識分子的“代”的現象這個角度出發，或許能夠為這個問題提供更具合理性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