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還特別要注意挖掘一些以前被忽略的知識分子，他稱這些人為“啟發者”（révéilleur），這些知識分子名聲並不顯赫，但是在某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或特定的知識分子群體中，他們對其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例如，德雷福斯事件時期，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呂西安·赫爾（LucieNHerr），在左拉之前，挺身而出為德雷福斯伸張正義，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說服了很多人加入了支持德雷福斯的陣營。在這些人當中，包括後來在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左拉。法國知識分子曆史進程中的一些重要走向，事實上正是由這些“啟發者”定位的，隻有加上這些知識分子，充分考慮到這些知識分子在法國知識分子曆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法國知識分子的發展脈絡才會比較清晰。
要全麵展示法國知識分子的發展過程，除了對以上三類知識分子個體曆程進行梳理之外，顯然還需要對一些同質性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共同曆程開展研究，例如，20年代中期的巴黎高師文科班，其中有後來成為左派知識分子領袖的薩特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代表的阿隆。這些具有相同精英教育背景的知識分子，在畢業之後采用了不同的“介入”社會的方式，充實和影響了法國知識分子曆史的發展。通過對他們曆程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不同時期具有典型性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發展過程。這種群體的共同性與知識分子個體經曆相結合，共同構成法國知識分子曆史的完整性。
（二）法國知識分子的“社交性”結構
法國史學界通常使用的“社交性”（sociabilité）這個概念源於社會學，廣義上的“sociabilité”指的是人在社會中生活的能力，通常可以譯為“社會性”。狹義上的“sociabilité”則指的是人的社會生活能力當中，更容易經常和自己有某些相似之處的人交往的這種傾向，因此將其譯為“社交性”。【32】在這種傾向的基礎上，人們結成各種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就是社交性的基本表現形式，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構成了社交性的結構。
首先將“社交性”這個概念引入法國史學研究的是法國著名史學家莫裏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他在研究從舊製度末期到1848年革命時期的普羅旺斯地區的社會團體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生活在瓦爾（Var）地方的村鎮之中的人們的政治態度，從複辟王朝到第二共和國這段時期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變，亦即從1815年極端的保王派，變成1848年堅定的共和派。阿居隆經過研究認為，造成這個轉變的關鍵因素在於當地獨特的“社交性”結構。當地廣泛地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傳統社交方式“尚博萊”（chambrée）——一種晚餐之後的聚會活動【33】，功能類似於城市中的咖啡館和沙龍。村一級的鄉村資產階級和共濟會等小團體在這種社交活動中產生，新的思想觀念得以傳播，促成了人們政治觀念的轉變。通過進一步研究，阿居隆提出，作為各種“社交性”表現形式的各種社會團體，既超出了帶有自然性質的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家庭的範圍，也不同於國家、民族等建立在社會強製力基礎上的各種身份共同體，而是位於這兩者的中間地帶，將個體生活和集體生活連接在一起，應該成為曆史研究的重要對象。阿居隆甚至主張，一部“文明史”就是以各種社會共同體為表現形式的各種“社交性”的曆史。【34】
在知識分子史的研究中，法國學界普遍使用“社交性”概念來研究法國知識界內部結構的獨特性。其中，法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政治活動的重要陣地——各種雜誌和出版社，一直是研究對象的首選。每本雜誌和每家出版社，都有相對比較固定的編輯和作者群體，這些知識分子聚集在各自的雜誌或出版社周圍，形成了各種知識界內部的小團體。
然而，西裏奈利認為，這種團體網絡性特點並不能完全概括法國知識界社交性結構的全部特征。因為它忽略了另一個要素，在知識界的各種小團體形成和運轉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之間的情感因素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這些知識界小團體對一些知識分子具有吸引力，同時也對另一些知識分子具有排斥性。產生吸引力的原因有多種可能，可能是知識分子之間的私人友誼，也可能是對小團體所代表的某種共同事業的忠誠。產生排斥性的原因也有多種可能，可能是雜誌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也可能是內部由於思想觀點的衝突而產生的分裂。在西裏奈利看來，知識界內部的社交性結構的特殊性在於同時具有網絡性和情感性的雙重特征，因而在考察知識界內部的社交性結構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情感因素的作用，才能真實地再現知識界內部的運作機製。
鑒於許多著名的出版社和雜誌的曆史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西裏奈利獨辟蹊徑，在1990年出版了《知識分子和法蘭西激情：20世紀的聲明和請願》一書，對法國知識分子的“社交性”結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聲明和請願書的曆史進行了研究。對國家社會中的重大事件發表聲明，提出請願，這是法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政治的重要方式。西裏奈利認為，對請願書的研究不僅是一個“地震儀”，人們可借助它洞察各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中力量的對比變化，更可以把它作為一個“觀象台”，從宣言和請願書形成的過程中審視知識界的社交性結構。將這些宣言和請願書的簽署者的名單作為一個“索引”，可以看出，每一次宣言和請願，都是知識界內部的一次動員。每一份宣言或請願書通常都有一個發起者，然後知識界中的某些共同體就接過了接力棒。如同一本雜誌的編輯和作者群體的組成一樣，一份請願書的簽署者名單也是一個讚同、選擇和排斥的結果。選擇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做鬥爭，知識界獨特的社交性結構就蘊涵在這樣的動員和取舍的運作機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