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書的主要思路與觀點、基本框架
我們之所以寫作此書，其初衷是想在曆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從曆史學的視角出發，廣泛運用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法國知識分子從德雷福斯事件以來所走過的曆程，以及在法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變遷進行探討。其間，既力求對宏觀背景有準確的認識與把握，又力爭對某些至關重要的個案做深入細致的分析。我們希望，通過這一研究，能夠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法國社會在20世紀裏的嬗變，從而有助於人們更好地認識西歐社會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型。同時，我們更希望，這一研究能夠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總結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非凡經曆時提供一個參照對象，從而有助於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社會角色作出正確的定位，更好地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
鑒於法國知識分子“誕生”於19、20世紀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間，而曾讓不少法國人感歎不已的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亦發生於20世紀晚期，因此，嚴格地說，一部法國知識分子史或許也可以濃縮為20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史。也正是這一原因，在20世紀晚期，法國研究法國知識分子史的史家基本上把自己研究的人與事限定在20世紀內。換言之，堪稱20世紀晚期法國史壇顯學之一的法國知識分子史實際上隻不過是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從宏觀的角度，筆者管見，一部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可大致分為以下四個時期：德雷福斯事件時期（或曰“誕生”的時期）、戰爭與危機的年代、“輝煌的30年”、20世紀晚期至今（或曰“終結”的時期）。行文至此，筆者不由得想到在2010年去世的法國當代著名電影大師埃裏克·侯麥（Eric Rohmer）的代表作《四季的故事》（Contes des quatre saisons）——這一係列由分別以春夏秋冬為背景的4部影片組成；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想到，構成整部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的4個時期，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宛如一組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四季歌”。其中，如果說前兩個時期分別具有春天的萬木萌發、夏日的赤日炎炎的特點的話，那麼，後兩個時期，則分別具有秋季的碩果累累、冬日的肅殺悲涼的特征。
從問題意識出發，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依照時間順序，本書將通過以下章節對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予以係統梳理和深入探討。
第一章以“德雷福斯事件和法國知識分子的誕生”為題。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顯然應以發生於19、20世紀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為“起點”。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德雷福斯事件為法文“知識分子”（Intellectuel）一詞的“誕生”提供了語境，更重要的是，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在充當“社會的良心”、“介入”社會生活中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現出來的特點，大多可在這一時期的法國知識分子身上找到先例。而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現象，如知識分子內部的“兩極化”（bipolarisation）、普遍主義（le universalisme 一譯“普世主義”）或世界主義（le cosmopolitisme）與民族主義價值取向的持久對立、知識分子的話語霸權與反理智主義（l'anti-intellectualisme，一譯“反智主義”）之間的鬥爭以及20世紀法國知識界突出的“左傾化”特征等，均發端於此期。
第二章追蹤法國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一方麵，曾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四分五裂的法國知識界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神聖聯盟”，不少法國知識分子勇敢地走上前線，為保衛祖國浴血奮戰。與此同時，法國更多的知識分子則在“國內戰線”積極投入戰爭。另一方麵，就在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戰線為祖國而戰之際，也有個別知識分子始終堅持反戰立場，其中主張超乎混戰之上的羅曼·羅蘭（RomaiNRoland）最為引人矚目。此外，在戰爭後期，和平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亦開始在法國崛起。
第三章梳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國知識分子的曆程。在此時期的法國知識階層中，尤其是在作家、藝術家身上，對傳統價值觀的懷疑和政治上的左傾往往是聯係在一起的，而這一時期“政治上的左傾”則又往往意味著親蘇、親共。另外，由於法國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浪潮也開始湧現，在法國社會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與此同時，進步知識分子在反戰、反法西斯運動，尤其是人民陣線運動中的作用更不容忽視。如人民陣線的建立即與由法國知識界的三位著名人士阿蘭、保爾·裏韋（PauLRivet）【37】、保爾·朗之萬（PauLLangevin）【38】發起創立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警惕委員會的活動有著直接的聯係。
第四章展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法國知識分子表現的複雜性。二戰期間，法國知識分子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些知識分子順從乃至支持維希政權的統治，另一些知識分子則積極從事抵抗活動。在為維希政權與納粹德國效勞的知識分子中，不乏一些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文壇頗具聲望與影響力的文人學者。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一小批法國知識分子在大戰期間的政治態度或價值取向卻不僅讓人有點難以捉摸，而且其在戰爭初期與後期的表現亦判若兩人。還有一批以前被忽略的知識分子，他們流亡到了美國。與德國流亡知識分子不同的是，這些知識分子中的絕大部分在戰後回到了法國。
第五章進入了知識分子的“輝煌的30年”階段。本書將重點探討戰後初期對附敵知識分子的清洗及其對法國知識界左右翼力量對比的影響；薩特時代的開始以及薩特在“介入”方麵為法國知識分子所作的表率；冷戰時代之初的法國知識分子，其中又將擇要探討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對蘇聯的好感以及與法共的密切關係，對美國，尤其是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反感與抵製；薩特等人力圖在日益兩極化的世界裏走第三條道路，等等。此外，還將探討薩特與加繆的反目、與莫裏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39】的分手，以及和雷蒙·阿隆的對壘。最後，還將重點探討阿隆的知識分子觀，並對其名作《知識分子的鴉片》進行文本分析。
第六章以“五六十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為題，首先探討匈牙利事件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心理衝擊，然後分析法國知識分子與阿爾及利亞戰爭這一在戰後法國知識分子史上甚為重要的事件的關係，接著以結構主義、馬爾羅和薩特為重點，勾勒60年代法國知識界的版圖，最後，追尋知識分子在戰後法國最重要的曆史事件——1968年“五月風暴”中的表現。在這一時期，國際局勢和法國國內政局風雲變幻，知識界的“介入”也達到了空前的廣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