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黑暗現實的揭露,使以“談狐說鬼”為主要形式的《聊齋誌異》具備了深刻的現實性。從中可以看出:作者並非妄談鬼神而忘記民生。作為下層文人的蒲鬆齡,以手中的筆為武器與現實的醜惡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除以上三大主題外,《聊齋誌異》還記載了許多作者耳聞目睹的奇聞逸事,如地震、海嘯、海市蜃樓、夏日飛雪等自然現象;還有一些反映社會倫理、家庭生活的作品,如《邵女》《喬女》《珊瑚》等。部分作品中雖不乏道德說教,但基本上都體現出對真善美的褒揚和對假惡醜的揭露批判,反映了作者進步的人性觀。
從藝術上來說,《聊齋誌異》同樣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的與眾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
首先是《聊齋誌異》具有詩情畫意的境界。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一直被視為最正統的文學體裁,因而其形式、意蘊對其他文體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聊齋誌異》在繼承詩歌傳統時,主要吸收了詩歌的“詩情畫意”之神,而不是單純在形式上嘩眾取寵、連篇累牘地大量引用,從而使作品擺脫了單純獵奇和講故事、重情節的弊病,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聊齋誌異》中的某些作品吸收了古詩歌的意象,並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一些新的意象群。如《嬰寧》中嬰寧的命名,本自《莊子·大宗師》:“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即“嬰寧”,含有天真童心、不矯飾之意,非常符合嬰寧本身的性格特點。《黃英》中菊花仙子的命名則明顯吸取了陶詩的意蘊,而其幹練、善持家的形象則具備了新的時代特征,體現了商品社會對傳統觀念的影響。還有些作品則把吟詩作賦作為情節的關鍵。如《白秋練》中慕生的吟詩引來白秋練的好感和愛慕,直接帶動了情節發展;《公孫九娘》中公孫九娘的洞房苦吟,其所吟詩詞正是作者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而更多的作品則是體現出一種“詩美”,能給讀者帶來讀詩的美感。尤其是某些故事的結尾,似斷非斷,引人遐想,給人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感覺,如《綠衣女》《西湖主》等。
《聊齋誌異》絕不是單純講故事、說道理,它每一篇玲瓏剔透的短文都像詩一樣,含有無限的意蘊,具有優美的意境。雖長短不一,卻各臻奇妙。較長的故事,情節搖曳多姿、顧盼生輝;短的故事也意蘊深厚,發人深思。在各種環境的渲染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達到了“化境”這一高妙的境界,體現了作者非凡的藝術功力。
其次是“一書而兼二體”的寫作特點。中國文言小說源遠流長,原始神話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已初步孕育了小說的因素。先秦諸子散文及兩漢曆史散文在情節的敘述、人物的描繪上,進一步豐富了後代小說的表現手法。魏晉文人開始大量寫作筆記小說,尤其是以幹寶《搜神記》為代表的誌怪小說,雖然文筆樸素、篇幅較短,卻對後來的蒲鬆齡影響很大。至唐人有意為小說,已標明了中國小說的成熟,傳奇小說遂成為後世文人仿作的典範。蒲鬆齡創造性地用傳奇小說的創作手法寫出了一些情節生動曲折的誌怪故事,窮形盡相地再現了世態人生,形象生動,意蘊豐富,從而使《聊齋誌異》具有了“一書而兼二體”的顯著特點。
此外,《聊齋誌異》雖為文言短篇小說集,卻淺近易懂,沒有古文生澀難懂的弊病,同時還收到了言簡意豐的效果。其奧妙就在於《聊齋誌異》吸收了大量的口語因素,增強了文言的表現力,因而才使它的語言既古雅簡練,又清新活潑。無論是對環境的描寫、還是對細節的敘述,無論是人物的塑造還是場景的渲染,都繪聲繪色,具有很高的藝術功力。尤其是人物語言極具個性化,諸如書生的雅言、少女的嬌語、俗人婆子的粗話,都因人而異,絕不雷同。即使在一些極精短的篇目中,也能以三言兩語的勾勒,使人物情態畢現。
蒲鬆齡自幼聰明好學,多才多藝,加之他勤奮刻苦,一生著作十分豐富。可惜因為他生前無力刊行,許多作品被埋沒了200多年。20世紀末,盛偉先生搜集整理了《蒲鬆齡全集》,除他的代表作《聊齋誌異》外,還廣泛收錄了他的詩、文、詞、賦、戲劇、俚曲等大量作品。
《聊齋誌異》很早就走出了國門,對世界文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日本明治年間就出現了模仿《聊齋誌異》的作品——《本朝虞初新誌》;同樣,《聊齋誌異》對西方文學——如卡夫卡等人的創作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截至目前,《聊齋誌異》的外文譯本已有十七種語言、數十種譯本傳世,已卓然躋身於世界文學之林。《聊齋誌異》還多次被改編成影視劇,大家熟知的有《精變》《倩女幽魂》《畫皮》《古墓荒齋》等。《聊齋誌異》可算是影視製作者最青睞的古典名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