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雖然頒布了二十七條僧尼令，但情況並沒有多大改變。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整頓僧伽組織，確立戒律的傳授和奉持製度。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有一位律學精深、德高望重的大師來主持其事，而當時的日本卻缺乏這樣的大師。
聖武天皇天平四年（732），日本政府決定派出以多治比廣成為大使、中臣名代為副使的第九次遣唐使團。
這次出使和以往一樣。最重要的是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到中國學習。這時，日本元興寺有一位名叫隆尊的和尚向政府獻策，請求派專人去中國學習律法，禮請高僧。
隆尊是當時一位有名的律師，他的建議得到朝廷的批準。
於是他挑選了兩位僧人來完成這個任務，他們便是大安寺的普照和興福寺的榮睿。隆尊對他們說明了請一位律學高僧來日本傳受戒律的重大意義，並囑咐他們說，請大唐高僧來日傳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他們竭盡全力，完成這個任務。普照和榮睿心領神會，也暗暗下了決心。
於是，普照和榮睿以及同行的玄朗、玄法兩位僧人隨著日本國第九次遣唐使團一起，於公元733年四月，分乘四條大船，從難波律（今日本大阪）出發渡海來到中國。八月到達蘇州。唐朝廷派通事舍人韋景先為接待使，到蘇州向日本使團表示慰問。次年四月進入東京洛陽，受到唐玄宗的接見。
此後，普照、榮睿被安置在洛陽大福先寺，跟隨定賓律師修習佛法，普照還從定賓律師處受具足戒，獲得了正式僧徒的資格。在大福先寺，他們物色到一位名叫道睿的中國僧人，此人是福先寺增算和尚的弟子，深明律法，慨然接受邀請，與在華印度僧人菩提一起，於日本天平八年（736）五月，隨日本使團的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去往日本，住大安寺弘法。但由於道睿在學問和資曆方麵還不夠理想，加上僧員不足，仍不能完成正規的受戒儀式，因此，榮睿、普照認為自己尚未完成來唐的使命。
開元二十五年（737）十月，唐玄宗由洛陽返回長安。
榮睿、普照和玄朗在留學生阿倍仲麻呂的幫助下，來到長安。按照自願，他們被分別安置在安國寺、崇福寺、荷恩寺繼續學習。長安是高僧雲集之地，也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他們在這裏除了研習律學外，兼習佛教的其它學說及佛教藝術與佛教文學。
榮睿在安國寺學習時結識了道航，而道航與鑒真又有師徒關係。榮睿、普照從道航那裏知道鑒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並了解到鑒真有度人、受戒數萬人的豐富經驗，所以，他們認為鑒真是赴日本傳受戒律最理想的人選。在此期間，他們在長安、洛陽一帶雲遊求法，廣泛接觸中國僧人，尋找願意東渡日本的朋友。除了道航之外，長安僧人澄觀、洛陽僧人德清，高麗僧人如海等人均表示願意赴日弘法。
天寶元年（742），榮睿、普照在中國已生活了十個年頭。他們與同行的道航等人商量妥當，準備南下揚州，共邀鑒真，東渡日本。當然。他們對能否請動鑒真還沒有多大把握，但他們認為至少可以征求大師的指點，也可以讓大師推薦其手下弟子一同前往。於是，當年深秋，他們由陸路到汴州（開封），從汴州乘船沿大運河南下，十月中旬抵達揚州，投宿既濟寺。他們剛卸下行裝，便來到大明寺拜見鑒真大師。
聽了道航的介紹，鑒真對日僧費盡周折赴唐求法的精神大為感動，他立即將手下弟子們召集到一起。
這時，日僧榮睿開口說道：“佛法傳入日本一百八十多年了，但因沒有傳戒師至今還不能正規地受戒，所以，日本雖有佛法卻無傳法之人，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遺憾。如今，日本佛法大興，舉國上下熱切希求傳戒高師，特請大和尚推薦律師渡日弘法，整頓戒律，光大聖教。”
法堂內外已擁了許多僧人，人們聽日僧的講話，表情頓時嚴肅起來。在他們看來，日本是大海深處的一個十分遙遠的國家，與中華神州相比，那裏是一個尚未開化的蠻夷小國。
眾人鴉雀無聲。鑒真的情緒倒比往常高漲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