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自鑒真到來之後，一舉成為江淮地區的佛法中心。鑒真在這裏繼續弘律布戒。傳法授徒。除了傳律受戒之外，他還主持建造寺塔八十餘座，造佛像菩薩像無數，縫製袈裟三千領，抄寫佛藏《一切經》三部各一萬一千卷。這些佛教活動與講經說法活動交相輝映，使江淮佛教盛極一時。
作為一名佛教高僧，鑒真不但將智慧的法音廣布於佛門淨信之士，還把慈悲的甘露遍灑於大千世界的芸芸眾生。在揚州期間，鑒真廣泛從事救濟貧困的工作。如設立無遮大會、開辟悲田、施藥療疾等等。無遮大會是供養一切沙門和貧苦人民、孤獨老人、乞丐等的布施大會，會期達七天以上，也就是大施會。悲田是供救濟苦難貧窮者的田產。可見，鑒真是把救濟孤貧作為一件長期的工作。由於鑒真對醫學有很深造詣，所以，他在為民療疾方麵作了大量的事情，甚至經常親自煎調藥物，體現了佛門高僧的一片慈心悲意。
四 應請東渡初遭挫折
天寶元年（742）十月十五，揚州大明寺在初冬的晨風中迎來了新的一天。
鑒真率領眾僧作完早課，剛準備回僧房休息，忽然從山門那邊匆匆走進五六個人來。思托和明債此刻正走在鑒真的左右兩旁。看見一群人走來，大家不約而同地停下了腳步。大家感到詫異，思托則要上前詢問，卻聽明債突然喊了一聲：“道航！”
“道航？”這名字多熟悉啊，鑒真遲疑了一下。這時，隻見一個僧人快步走上前來，跪拜在鑒真腳下：“弟子道航拜見師父！”
一看鑒真還在遲疑，站在一旁的明債急忙對鑒真說“師父，他就是長安安國寺的道航啊！和弟子一同在長安拜您為師的，您難道忘記了？”
“長安安國寺，對！對！我在那裏住過，是有個道航，對！他就是道航！”鑒真終於記起來了，他扶起道航，深情地說：“為師離開長安已二十多年了，你那時還是一個不足二十歲的小和尚呢。”
“師父，這次與弟子同來的還有兩位日本僧人，他們對您可是崇拜已久啊！”道航站起身來，對鑒真說。
“啊？日本僧人？他們來這裏是……”鑒真感到意外。
“還是讓弟子先介紹一下吧，這位是日僧普照，這位是日僧榮睿。”道航指著普照和榮睿。向鑒真作了介紹。
普照和榮睿立即俯身而拜。接著，道航又把一同來的幾位中國僧人向鑒真作了介紹，他們是長安安國寺的澄觀、洛陽德清和正在長安求學的高麗國僧人如海。
鑒真立即吩咐打掃客堂，邀一行人到堂內坐下。道航來不及品嚐揚州的名茶，便將日僧此行的目的及前後經過等情況作了詳細的說明。原來，這次來揚州的日本僧共有四人，除普照、榮睿外還有玄朗和玄法，他們都是日本國第九次遣唐使的成員，是作為留學僧前來中國求法的。
隋唐時期，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出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高潮。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者和留學生、學問僧來中國學習。隋王朝（589-618）的三十年間，日本先後派出三次遣隋使。唐代從603年到894年的二百年中，日本又先後派出十九次遣唐使。使團少則一二百人，多則五六百人。在這些使團中，前來學習佛教的留學僧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所以佛教成了當時兩國文化交流的橋梁。
佛教自公元前後傳入中國，經幾百年的發展，到唐時達到高度發達的階段。那時，日本實行“大化革新”，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製，積極推行中國的社會製度與文化思想，所以日本的佛教正處於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統治階級對由朝鮮和中國傳人的這種新興宗教采取扶持的政策，促進了佛教在日本的廣泛傳播。持統天皇（687-696年在位）年間，日本各地寺廟多達五百四十五座。雖然佛教自傳人日本後已成了適應日本統治階級的國家宗教，但和封建製度還不完備一樣，佛教的僧伽製度在日本也很不完備。當時，農民為了免除課役，逃亡出家的很多，政策一再下令禁止，也沒有收到效果。同時，由於師資不足，無法舉行正規的受戒儀式，所以，當時日本人出家一般是通過私度、自度的方式進行的，即一個人隻須在佛前自誓受戒，就算取得了正式比丘、比丘尼的資格。這樣便產生了放任自流、僧徒冒濫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