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蔭（1798～1865年），字椿年，號子懷，安徽歙縣人。道光壬辰（1832年）進士，曆仕道光、鹹豐、同治三朝，曾任監察禦吏、戶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和禮部右侍郎等職。在晚清吏治腐敗的情況下，他算是官員中清正精幹的一員。
一、清儉樸約
據史載，王茂蔭自幼刻苦好學，嚴於律己，為人也很忠厚。他“髫齡入塾，晨入暮歸，或起稍遲，同學有先人塾者，其必哭泣自責”。長大後，與人論及處世，又常說：“凡人壞品行，損陰騭，都隻在財利上，故做人須從取舍上起……有誌者須極力持守，方可望將來有成。”
王茂蔭居京做官數十年，一直保持著清儉樸約的作風。史書上說：他“攜眷屬至京師僅一年餘耳，其餘月日，皆孑身獨處”。其問，在北京宣武門外有個歙縣會館，他將那兒當成了家。這種恬淡、寡欲的生活，是在朝大臣中罕見的。有關資料還載道：在他數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不但不貪不占，反而將自己的俸薪常常用以救助貧苦人，致使其“家未嚐增一瓦一隴，粗衣糲食晏如也”。在故鄉，他的家坐落在一條小弄堂裏，門口隻有兩個石鼓，根本不像官家的住宅。直到他去世後，也隻是遺下一個祖傳的普通住宅。他的後裔們在當地無任何田產，不得不長期以變賣書籍為生。
也正因此，史學家繆荃孫在纂錄《續碑傳集》時說：“海內稱大臣清直者，必曰王公。”
二、直言敢諫
王茂蔭剛正不阿。他平時關切時弊，在擔任禦史期間“憂時最切”，常常說些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當時，鹹豐皇帝大部分時間攜帶嬪妃住在京郊圓明園，很少過問朝政，廷臣們也都不敢勸阻他。王茂蔭卻多次“犯顏諫勸”，直言不諱。有一次，鹹豐帝又準備避開京城耳目，悄悄去圓明園。王茂蔭聽說後，立即寫了一封名為《請暫緩臨幸禦園折》的奏章，說：“今日公私之困亦至極矣，此時惟聞聖躬憂勤節儉，尚可慰饑軍。”鹹豐帝發現他那“未成之事”竟被王茂蔭“揭穿”，一氣之下，親筆批道：“道路傳聞，率行人奏，殊非進言之道。王茂蔭身任大員，不當之無據之詞登諸奏牘，著交部議處，原折擲還！”
盡管如此，王茂蔭仍不氣餒。不久，他又針對鹹豐帝拒諫而造成“臣下眾口緘言”的局麵，再次上書說：“前之言者見多，而今之言者則見少，蓋臣下敬畏大威，非誘之使言，即多有不敢言者……臣等有難言之隱，蓋懾於聖怒而見斥者。”好在這一次鹹豐帝沒有惱火，還裝出了一副從善如流的樣子，讚許他“持論切當，與朕心相符合”。實際上，這是因為太平天國的義軍已席卷了南方多省，鹹豐帝基於“時事危急”，不得不斂容止怒而已。
三、改革貨幣
王茂蔭在道光朝曾任戶部司員。他見清政府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遂“曆考古來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積思十餘年”，並於鹹豐元年（1851年）向政府提出了《條議鈔法折》，希望進行貨幣改革，以便有所補救。鹹豐帝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采納了他的建議，並擢升他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成為清政府財務和貨幣事務的主管官員之一。
按照王茂蔭的方案，是由政府發行一種由銀號出資替政府負兌現責任的紙幣，並要“先求無累於民，而後求有益於國”，意思是：要嚴格防止通貨膨脹。但在實際運行中，朝廷卻不顧他的本意，不考慮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也違背了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隻求如何緩和政府的財政危機，減輕政府眼前的負擔。結果，由於大量印發鈔票，出現了王茂蔭一開始就擔心的貨幣膨脹。
其間，為及時扭轉時局，王茂蔭也提出過不少好的意見和建議，但一個也沒有被采納。相反，一些王公大臣還將貨幣改革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統統加在了王茂蔭頭上。剛愎自用的鹹豐帝也將王茂蔭一頓怒斥，隨後將他調離戶部。
四、身後得名
王茂蔭遭此打擊，心情十分鬱悶。雖然不少知己對他予以同情，但更多的是看風使舵的小人說他“咎由自取”。他迫於當時的形勢和自己的境遇，於鹹豐八年引疾以退，移寓於廣渠門去玉清觀外一處小房子裏。
鹹豐死後，慈禧太後與議政王奕主持朝政。他們為了安定局麵並美化自己，陸續起用了一批頗負盛名的先朝老臣。由於王茂蔭素以“誌慮忠純，直言敢諫”著稱，遂被任命為都察院左侍郎禦史，第二年又調補吏部右侍郎。可是，王茂蔭卻因長期積慮成疾，身心俱憊，在同治四年（1865年）病故。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王茂蔭當年的貨幣改革方案卻被俄國使節傳到歐洲，引起了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的高度重視。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的一個附注中寫道：“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飭。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可是，王茂蔭不但是《資本論》中提到的惟一的中國人，而且受到了馬克思的密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