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評詩文，談考證，記掌故，敘風習，也有不少較為通達的見解和可供參考的材料。不失為一部有很高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的書籍。當時每脫一稿，即在社會上廣為傳抄，同曹雪芹之《紅樓夢》、蒲鬆齡之《聊齋誌異》並行海內，經久不衰，至今仍擁有廣大讀者。魯迅先生對紀曉嵐筆記小說的藝術風格，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複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中國小說史略》）。其《紀文達公遺集》，是紀曉嵐的一部詩文總集，包括詩、文各十六卷，為人作的墓誌銘、碑文、祭文、序跋、書後等，都在其中。此外還包括應子孫科舉之需的館課詩《我法集》，總之多係應酬之作。另外，二十歲以前，在京治考證之學，遍讀史籍，舉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為學者掌握和熟悉中國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紀曉嵐也是很有見地的，惜為其文名所掩。他認為，“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主張“酌乎事勢”，趨利避害。也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因勢利導。其目的在於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決橫流，出現明末農民大起義那種局麵。紀曉嵐的家族，在明末動亂中經受過嚴重的挫折和打擊。紀曉嵐重視民情，因勢利導的主張，不能不說是一種經驗之談。同時也說明，他對當時在“盛世”掩蓋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看得比較尖銳。正是由於這一點，他對民間疾苦比較關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嚴重水災，盜賊蜂起，大批饑民擁入京師就食，秩序十分混亂，大有幹柴烈火，一點就著之勢。紀曉嵐看到這種情勢，急忙向皇帝上疏陳情，剖析利害，奏請截留南漕官糧萬石，到災區設粥放賑，京師饑民不驅自退，社會秩序安定下來。雖然其主觀上是為了維護朝廷統治，但在客觀上幫助災民度過了饑荒，不能不說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勢”，因勢利導，在理論上就不能不起來批判宋儒之苛察。自從宋儒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以後，流毒明清，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程朱理學成了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一些道學家隻會空談義理性命，一遇實際問題，就茫然如墜五裏霧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紀曉嵐對道學家的迂腐和虛偽十分痛恨，其冷嘲熱諷，但有機會，一觸即發，措詞也相當尖刻。在《閱微草堂筆記》的一則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會疾呼道：“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在他八十歲那年，還挺身而出，就烈女範疇問題向程朱理學展開了一場挑戰。有司規定，婦女抗節被殺者為烈女，予以旌表；而對“捆縛受汙，不屈見戕”者，不以烈女視之，例不旌表。紀對此大不以為然，以為純屬道學家不情之論。他公然鄭重上表稱：“捍刃捐生，其誌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經他慷慨陳詞，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區別，予以旌表”。紀曉嵐無疑是勝利了。這雖然是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爭論，但在如何看待婦女這個社會問題上，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紀曉嵐“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與那些虛偽的道學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物。紀曉嵐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一、少年才子
在直隸的東南隅，河間府的轄境內，有一個曆史悠久的縣邑，名曰獻縣。這裏，地勢坦闊，平疇千裏，江流密布，河渠縱橫，道路寬廣，是京贛通往東南地區的門戶。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一代才子紀曉嵐就出生在這裏的崔爾莊。在文人筆下，紀曉嵐的出生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傳說紀曉嵐出生的前一天夜裏，一個火球從天而降，落入紀府的門樓，但紀府並未著火。正在書房假寐的紀曉嵐的祖父紀天申被驚醒後，看到書案上的蠟燭從燭芯裏畢畢剝剝地一連爆出兒朵火花。俗雲：“燈花爆，喜來到”。果然，第二天午時，一個男嬰降生了。紀天申給這個孫子取名叫昀，號曉嵐。
這紀府裏的五公子紀曉嵐，天資聰穎，稟賦異常，讀書過目不忘，才思極為敏捷。不僅經史子集無所不通，而且工詩、善賦、能文，尤長於聯語對句，有“神童”之稱。到了九歲這年，紀曉嵐到縣裏參加童子試。入考場前，他正拿著一截樹枝和幾個相識的考生玩耍。看見擔任主考的教諭來了，紀曉鳳趕忙把樹枝藏在袖筒裏，恭恭敬敬地向教諭大人問好。教諭看著這個小頑童，心中喜歡，便想考考他。於是把紀曉嵐叫到身邊，出了一聯，要他來對，上聯是：“小童子暗藏春色。”紀曉嵐聽了，心想先生定是看到了自己剛才頑皮的樣子，便趕快對了一句下聯：“老宗師明察秋毫。”教諭聽了含笑點頭，沒想到紀曉嵐對得如此巧妙，不禁連連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