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一生，有兩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舉，二是領導編修。他曾兩次為鄉試考官，六次為文武會試考官，故門下士甚眾，在士林影響頗大。其主持編修，次數更多，先後做過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校官、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勝國功臣殉節錄總纂官、職官表總裁官、八旗通誌館總裁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人稱一時之大手筆，實非過譽之辭。紀曉嵐晚年，曾自作挽聯雲：“浮沉宦海同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堪稱其畢生之真實寫照。
紀曉嵐天資穎悟，才華過人，幼年即有過目成誦之譽，但其學識之淵博，主要還是力學不倦的結果。他三十歲以前，致力於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複折而講考證”（《姑妄聽之》自序），加之治學刻苦，博聞強記，故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其學術，“主要在辨漢宋儒學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紀維九《紀曉嵐》），主持風會，為世所宗，實處於當時文壇領袖地位。紀曉嵐為文，風格主張質樸簡淡，自然妙遠；內容上主張不夾雜私怨，不乖於風教。看得出，他很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效果。除開其階級局限外，其在文風、文德上的主張，今天仍不失其借鑒價值。紀昀對於文學的批評，主要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與若幹書序（如《愛鼎堂遺集序》﹑《香亭文稿序》﹑《雲林詩鈔序》﹑《田侯鬆岩詩序》﹑《挹綠軒詩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詩鈔序》等），另有《文心雕龍》評和《李義山詩集》評。他的文藝批評標準，雖仍不脫“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儒家傳統見解，但不甚拘泥，較為通達。承認“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詩日變而日新”，認為文學的演變取決於“氣運”和“風尚”，強調後代文學對於前代文學既應有“擬議”又要有“變化”。
在藝術風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對“門戶”，反對“舍是非而爭勝負”的朋黨之習。紀昀晚年主持科舉會試時，曾以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內容出題策士，實為創格。紀曉嵐以才名世，號稱“河間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庫全書》。隻有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和一部《紀文達公遺集》傳世，十卷《評文心雕龍》、六十三卷《曆代職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紀略》、《鏡煙堂十種》《畿輔通誌》、《沈氏四聲考》二鄭、《唐人詩律說》一冊、《才調集》、《瀛奎律髓》評、《李義山詩》、《陳後山集鈔》二十一卷、《張為主客圖》《史氏風雅遺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紀氏家譜》等。他還參與編選、評點其它一些書籍，也參與了另外一些官書的纂修。《閱微草堂筆記》共五種，二十四卷，其中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四卷，《槐西雜誌》四卷，《姑妄聽之》四卷，《灤陽續錄》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陸續寫成。嘉慶五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本書內容豐富，醫卜星相，三教九流，無不涉及，知識性很強，語言質樸淡雅，風格亦莊亦諧，讀來饒有興味。內容上雖有宣傳因果報應等糟粕的一麵，但在不少篇章，尖銳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揭穿了道學家的虛偽麵目，對人民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對人民的勤勞智慧予以讚美，對當時社會上習以為常的許多不情之論，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在藝術上，文筆簡約精粹，不冗不滯，敘事委曲周至，說理明暢透辟，有些故事稱得上是意味雋永的小品﹔缺點是議論較多，有時也不盡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