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是小光緒崇拜的偶像，講到《聖祖聖訓》中的康熙事例時，小光緒便纏著翁同和給他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翁同和的口才很好，隨著他抑揚頓挫的聲音，康熙帝十二歲智除鼇拜、平定三藩之亂、西征葛爾丹、英勇善戰，智謀過人、神采奕奕的形象就被激活在小光緒的麵前，他聽得十分入神，時而激動，時而沉靜，時而驚奇仿佛時光在他眼中倒流，完全沉浸在曆史的回憶中了。往往到了下學的時刻還戀戀不舍、不肯回宮。翁同和希望眼前的這位光緒帝能夠像當年的康熙帝那樣雄才大略，功耀千秋。光緒雖聰穎過人，資質很好，但也有任性、倔脾氣的時候，如他喜歡學詩，不喜歡作論。
這時，翁同和就拿康熙帝來勸導他，說《聖祖聖訓》中康熙帝日理萬機，處理政務，批奏章，曉諭大小臣子，都是以論的形式。一聽師傅這樣說，光緒就格外專心地學習，漸漸地，作論的興趣也日臻濃厚。一段時間之後，論文便寫得明白通順，而且頗有見解。一次在論唐玄宗理財的文章中，光緒寫道：“善理財者，藏富於民；不善理財者，斂富於國；國之富，民之貧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營筐篋之蓄，其為鄙陋，豈不可笑也哉。”翁同和看後大為激賞，喜不自勝，連聲讚揚：“真乃天下之福也！”光緒帝在論文中提到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中的“藏富於民”的思想。一個國家，隻有百姓都富裕了，這樣的統治者才是善於理財的統治者，國家才會穩定，如果民不聊生“路有凍死骨”統治者卻過著“朱門酒肉臭”的生活，這樣，國家將會很危險。
時光如梭，轉眼光緒帝已經十五歲，在翁同和嘔心瀝血的教導下，光緒帝學業、思想、才德都超越當年的同治帝。那時的清王朝正處於鴉片戰爭之後社會急劇變化的時候。翁同和便有意識讓他與魏源、馮桂芬接觸，讀他們的著作，放開眼光，觀察在全世界背景下中國的情況。魏源（1794～1857），晚清思想家。嘉道之時，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為己任，講求經世之學，力圖以此謀求國富民強，從而成為晚清學術的開風氣者。
他由習王守仁心學而改從今文經學，論學以“通經致用”
為宗旨。對於充斥朝野的考據學風和理學的性理空談，皆加貶斥，提出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
鴉片戰爭爆發，魏源一度應欽差大臣裕謙聘，人浙江參讚軍務。兵敗，感憤時事，撰成《聖武記》14卷。又遵友人林則徐囑，據林所主持譯編的《四洲誌》，參以曆代史誌及兩人記錄，輯為《海國圖誌》。《海國圖誌》率先介紹西方各國曆史地理狀況，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先行者之一。馮桂芬（1809～1874），林則徐的得意門生。道光二十年（18401進士）。所學甚博，論學不為門戶之爭，能接受資本主義影響，主張“采西學”，“製洋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的主張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被改良派奉為先導。俞樾曾經讚揚他“於學無所不通，而其意則在務為當世有用之學”。
翁同和授讀光緒帝的大部分時間中，清政府都處在內憂外患日益嚴重的歲月裏，因此，翁師傅特別注重培養光緒帝處理內政外交的能力，指導他如何分析國事，批閱奏折。如中俄伊犁交涉中，翁同和給他講述新疆的曆史，介紹左宗棠等與李鴻章等之間的爭論，日本侵占琉球事件，中法戰爭種種，年輕的皇帝漸漸廓清了眼前的重重迷霧，在複雜的時事關係中漸漸走向成熟。翁同和熱切地盼望著光緒帝長大成人，親裁大政，能夠力挽狂瀾於既倒、解民之於倒懸。雖最終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經過翁同和、曾紀澤等人的多番努力，總算為國家爭回了一些利益。同樣，在琉球問題中，翁同和與藩祖蔭等人認為日本是借機生事、敲詐勒索中國。如不抵製，一味順從，日本會得寸進尺，無休無止，長此以往，後果不堪設想。幾人周密磋商巧設延期處理之計，嚴加防守沿江沿海各省，琉球交涉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