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山西、陝西災隋平息，朱軾請假歸家葬父的請求才被康熙允許。朱軾回鄉以後，遵照他的母親冷氏的意願，用雍正賞給其母過八十大壽的一部分賞金修建了蘇溪河上的碧落橋。朱軾把這座橋命名為碧落橋源於一個故事，在朱軾出生的三百多年以前，一次洪水淹沒了高安儲藏糧食的官倉，朝廷的欽差到高安視察災情，看見朱氏的居址又高又開闊，正好適合建糧倉，就和朱氏兄弟商量，買下他們碧落山的宅址，至此以後，朱氏兄弟四散而居，朱軾的祖輩由故居碧落山遷至蘇溪河畔定居，朱軾把橋命名為碧落橋，正是為了紀念這件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重鄉戀土的本色。碧落橋的建成，改善了當時的交通條件，使得江西高安、宜豐、上高三地商賈雲集，方便了方圓百裏的鄉民。
才高德重成為帝師
雍正皇帝即位後，朱軾被召回京師，委以重任。在康熙年間表現出的才華，在大臣中建立的威信，使得他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要治理好國家，法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雍正元年，巡視東城禦史湯之旭奏：“律例最關緊要，今六部見行則例，或有從重改輕，從輕擬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異者，未經畫一。乞簡諳練律例大臣，專掌律例館總裁，將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並大清會典，逐條互訂，庶免參差。”雍正皇帝也深知國家法律的重要，所以製定修改法律一定要謹慎，製定法律的人一定要德才兼備又深明治國之道，朱軾成了最佳人選，因此任命為總裁，修改法典，增刪條文，明晰細則。三年之後這項工作才初步完成，又仔細審定了兩年才最終頒布。這部法典一共包括三十個門類，凡四百六十條。
雍正二年，朱軾當時擔任吏部尚書，曾經上奏雍正：
“皇上至仁大孝，喪三年如一日，今服製竟，請袷祭太廟，即吉釋哀。”雍正以為很對，第二年二月，雍正詣廟行袷祭，如歲暮大袷儀。自後服竟行袷祭仿此，透過此事這可以看出朱軾在朝中的地位。
朱軾受到雍正的器重首先是由於他傑出的政治才幹，他能夠敏銳地發現時弊，並且敢於提出意見。雍正初年治獄刑法嚴厲，朱軾就建議說：“法吏以嚴刻為能，不問是非曲直，刻意株連，惟逞鍛煉之長，希著明察之號。請敕督撫諭有司，讞獄務虛公詳慎，原情酌理，協於中正。刑具悉遵定製，不得擅用夾棍、大枷。”反對濫用刑法導致冤案，切中了當時刑獄的弊端。雍正登基之初，很多省競相上報說大量開墾荒地使得人們勞役過重，朱軾憑著對民情的了解和調查，指出這些官員大多都是虛報，建議雍正嚴格丈量核實，懲處虛報者。這些都顯示出他過人的政治才能和洞察力，讓雍正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
朱軾能最終得到皇帝的信任並不是完全由於他的才幹，雍正信任朱軾很大程度是由於他的認真與正直，雍正很明白朱軾是那種很難得的敢於說真話的人。雍正登基以後，朝中大臣對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大臣孫嘉淦在上疏中，提出“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正指到雍正的隱晦處，故而雍正看後特別生氣，憤怒之下就召集朝中大臣傳閱，並且說“翰林院豈容此狂生耶？”要把孫嘉淦這個“狂生”趕出翰林院。大臣們見了龍威震怒，一個個都如木雕泥塑的一般不敢說話，這時候隻有朱軾說了一句：“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嘉淦雖然狂妄，但是他敢於大膽進諫，這在朝臣中是難能可貴的，是對朝廷有用的人才，他的膽略讓人佩服。雍正想了想，如果把孫嘉淦趕出翰林院就隱隱暗示自己不能從諫如流，況且孫嘉淦說得也有道理，於是良久之後終於笑著說：“朕亦且服其膽。”因為朱軾敢於說話，孫嘉淦沒有受罰，後來反倒升為國子監司業，而朱軾自己也更為雍正所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