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了冀州（今河北臨漳）。為了穩定局勢，武則天起用狄仁傑為與冀州相鄰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刺史。前任刺史獨孤思莊畏懼契丹突然到來，不顧百姓的生活，驅趕他們入城修築工事。狄仁傑到職後，讓百姓們返田耕作。他還安慰百姓說：“敵人距離還遠，用不著這樣！萬一敵人來，我自有辦法抵擋他們。”百姓很高興，安心耕種。契丹看到這個情景，認為魏州城不可攻打，就帶兵回去了。
百姓感念狄仁傑的恩德，就立碑歌頌他。
狄仁傑的社會聲望不斷提高，武則天為了表彰他的功績，賜給他紫袍、龜帶，並親自在紫袍上寫了“敷政術，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十二個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傑被武則天招回朝中，恢複了宰相職務，成為輔佐武則天掌握國家大權的左右手。此時，狄仁傑已年老體衰，力不從心。但他深感個人責任的重大，仍然盡心竭力，關心社會命運和國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於社會和國家的建議或措施，在以後幾年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狄仁傑主張實行寬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件事情上。
武則天垂拱二年（686），狄仁傑出任寧州（今甘肅寧縣、正寧一帶）刺史。那時寧州是各民族雜居地。狄仁傑不主張對少數民族實行嚴酷的統治。他注意妥善處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係，“撫和戎夏，內外相安，人得安心”，保證國家的安定。當地人因此為他刻碑頌德。
在任江南巡撫使之職時，他針對當時吳、楚多淫詞的弊俗，奏請焚毀祠廟1700餘所，隻留下夏禹、吳太怕、季劄、伍員四座祠廟，減輕了江南人民的負擔。任宰相時，他曾勸諫武則天不要修造浮屠大像，以免勞民傷財。
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衝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貞起兵響應，武則天平定了這次宗室叛亂後，派狄仁傑出任豫州刺史。當時正懲治越王李貞的黨羽，要判罪的有六七百家，籍沒官府充當奴婢的有五千人，司刑寺催促豫州執行判決。狄仁傑深知大多數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軍中服役的，給太後上密奏說：“他們都是受連累的，我想明白上奏，似乎是在為叛逆的人申辯；知而不言，又恐怕有悖於陛下仁愛憐憫的本意。”太後因此特意赦免他們，都流放豐州。當他們路過寧州時，寧州父老迎接慰勞說：“是我們的狄使君救活你們的吧？”這些人互相攙扶著在寧州百姓當年為狄仁傑立的功德碑下痛哭，齋戒三天後才繼續往前走。狄仁傑上疏請求從輕處理叛軍，安撫了百姓，穩定了豫州的局勢。這次他沒采用直諫的方式卻很容易地解決了問題，可以看出他在處理政事上的機敏。
聖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騷擾河北。狄仁傑出任河北道安撫大使。戰亂後民生凋敝，狄仁傑采取措施來安撫百姓：一方麵上疏請求赦免河北諸州，不再追究責任以打消百姓的顧慮，讓被突厥驅逼行役的無辜百姓樂於回鄉生產，恢複正常的生產生活；第二，賑濟貧民，穩定人心。另外，他特別規定嚴禁部下侵擾百姓，犯者必斬。這樣很快地恢複了河北的安定，百姓們又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這與河內王武懿宗動輒對被迫跟從契丹而後又回來的百姓活活剖腹取膽的殘暴作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百姓都痛罵武懿宗，而感激狄仁傑。
另外，狄仁傑的突出才能還表現在處理少數民族關係的策略上。他積極主張安撫，反對代之以殘暴的統治。
他甚至主張少數民族自治，國家隻要派兵監守即可。雖然沒被采納，但有識之士認為狄仁傑的辦法是正確的。
今天看來，狄仁傑的遠見卓識也是一般人無法相比的。
狄仁傑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他任並州法曹時，為照顧同事鄭崇質，請求調往邊遠地區。他的上司聽說後慚愧不已，就向他學習，與同事解除了隔閡，更好地為國家做事。他胸懷坦蕩豁達，當有機會知道何人過去誣陷他的時候，他采取回避的態度，對他人的不義也不耿耿於懷。
知人之明舉賢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