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份篇幅最長的獨立政治手稿中，李鴻章談論了割讓台灣給日本的問題。這篇手稿篇幅長到足以製成一本相當厚的宣傳冊。他用那個島的古代名字“台灣”來稱呼它，但在手稿中的很多地方，他也以“海盜之島”、“棕色強盜之島”等別稱來稱呼它。這篇著作可能是寫於1897年，因為他在文中提到了“向朝廷道歉書”（論及的主題相同）。他在這篇著作中他援引了剛才論及的內容，並指出這是“1896年陰曆九月遞交的”：
“總有一天，人們會發現，在我將台灣交給日本敵人的時候，我給我的祖國提供了多麼明智的服務。我不指望所有的同胞，或者是全世界，能夠在接下來的幾年裏認可這個事實。因為政治偏見已經在人們心中逗留了很久。”
“自我開始了解國事起，我就十分堅定地認為，棕色強盜之島（台灣）是一個邪惡肮髒的地方。在那裏，即使是能避開麻風病，也不會有人想去那裏生活。我的父親從一次海上航行回來之後告訴我，他看見了很多棕色的海盜被帶到那裏，然後被切成了碎塊。碎塊被四處分散扔開，這樣那些屍塊就不能夠再拚湊起來，凶狠暴徒們也就不能夠再活過來。”、“這樣的故事給年輕時候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當時我已經懂得從事實、傳聞和常識中研究這些事情，我不會讓它們影響到我的看法和主張。我知道盡管台灣像澎湖列島一樣，定期向朝廷進貢，這隻是在向人們的眼中扔沙子，這樣就能更有利於那些凶手來大陸燒殺搶掠。這就像我的一名仆人獻給我一隻野鴨，讓我對他產生好感，然而，他的目的卻是要搶奪我家池塘裏全部的肥美鴨子。”
“此後的幾年裏，我對朝廷的這塊屬地進行了大量仔細的研究。這裏對於廣州所有的船夫來說是一個麻煩頻發的地方，就連從澳門到上海來來往往的船隻都不能幸免。甚至連外國船隻都會遭到那些海盜的掠奪，從而將地方總督，甚至是北方的朝廷都卷入戰爭和金錢糾紛的困境之中。但是他們一直在向朝廷進貢，而且朝廷帶著歡笑和喜悅接受了貢物。”
“這件事情並不為很多人所知，但是早在1873年英國商人跑到天津向我控訴的時候，我就十分認真地上奏朝廷，請求朝廷將台灣交給英國政府，讓他們去處理那個卑劣的島嶼。”
“這是我第一次就這種問題上奏朝廷，這幾乎讓我烏紗不保、人頭落地。被傳喚進京之後，我遭到了軍機處的質問，他們問我是什麼用意竟然讓我主張將大清領土的一部分拱手送給他國。對此，我的答複是我相信台灣對大清國來說隻是一個累贅，沒有半點好處。如果我們將其賣掉，還不如當禮物送給英國。我告訴軍機處，英國一直準備搶占香港，我們或許可以通過將台灣獻給她，來打消她的念頭。這次在京城，我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威脅，他們讓我管好自己的私事和轄省內的事務。當時我並不知道，我的一席話對朝廷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但後來我得知，盡管有些軍機處官員私底下同意我的說法，但他們還是有理由保衛台灣不受滋擾。我回到了天津，並決定真正不再去為那些分外之事擔心。我認為我之所以會不再繼續幹涉那件事情，是因為我害怕受到嚴厲的懲戒，當時我身後無兵，袋中無錢，家中無糧。”
“在公眾都關心的事情上，窮人總是處於不利地位。當他站起來講話，或者是給上級寫信的時候，他們會問：這個提建議的家夥是誰呀？
當他們知道這個人身無分文，就會在他麵前吐口水，還會把他的信給廚子生火。但是如果一個有錢的人想說話、寫信或是控告，即使是他隻有一歲駱駝的腦子，整個城市也會聆聽他的話語，並誇他充滿了聰明才智。”
“一個官員如果還未擁有足夠的兵力或財富來使自己強大，那結果也隻能如此。他可以通過他的學識或能力得到官職，但他總是要受官職比他高的人擺布。”
“我們都渴望獲得某種官職，哪怕隻是一村之長，或是一位運河督查。但是官職卑微的人永遠都會備受煎熬。當然我們都必須從小官做起，然後通過自己的能力和學識證明自己值得擁有更高的官職。但就在我做小官的那些年，雖然從父親那裏得到了一些財富，但我確定，在內心深處我經常感到不快樂。如果不是因為與曾國藩之間的友情，以及在軍事部門提升的機會，我恐怕已經轉向農業和園藝，並以此作為一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