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9章 知名人士(5)(2 / 3)

張學良在武漢的體育教官

在曾子忱的人生經曆中,有一件事情是他值得紀念的。那就是他曾有幸擔任過愛國將領張學良的體育教官。

1934年3月—1935年10月,張學良將軍在武漢先後擔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和武昌行營主任,受張學良將軍的聘請,時任省立一中體育教師的曾子忱兼任武漢行營的體育教官。其主要任務是教張學良將軍遊泳和提高他打網球的技術,並在行營機關中開展體育教育活動,在張學良副官和身邊工作人員中培養幾位陪張學良打網球的陪打隊伍。

在張學良身邊作體育教官的曾子忱開始實在有點拘束,加上張學良的網球技藝也不差,使得曾子忱不敢點撥。哪知張學良是真想提高自己的球藝,他批評曾子忱講客氣“捧著我打,哄著我打,我請你來幹什麼呢?先生哪有打不過學生的。你是‘教師爺’,‘教師爺’就應該做‘教師爺’的事。你要是不動真格的教我。我就辭退你。”聽了此言,曾子忱的顧慮消除了。於是曾子忱向張有章有法的講述網球的理論和技術,並十分中肯的點撥張學良的“花拳繡腿”和不實用的動作,使得張學良的球技提高很快。

一年下來,在張學良幕僚中的群眾性體育活動也開展得有聲有色,陪練隊伍水平也大大提高,令張學良十分滿意,讚揚曾子忱是“張門的好教徒。”

一生支持革命追求進步

曾子忱夫人張述昭女士(1910—1968),是著名烈士孫炳文的外孫女。受舅父母的革命影響,她是四川南溪縣第一個放足和第一個上學的女學生。她隨大同鄉趙一曼一起到重慶讀書,並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27年3月31日,張述昭參加打槍壩城牆廣場上示威遊行,被反動軍閥用機關槍掃射,成為從血泊中跳牆逃生的幸存者之一。在反動軍閥的通緝下,她逃到武漢,由孫炳文夫人任銳介紹在宋慶齡創辦的軍校女子班學習。寧漢分裂後,張述昭又逃往南京。曾子忱在夫人張述昭的影響下,一向支持革命,追求進步。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曾積極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並搭救過一些革命誌士。20世紀30年代初期,曾子忱對張執一(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武漢市副市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等人早年的革命活動,給予了熱情的支助。當時張執一在武昌水陸街歌笛湖私立武昌藝專學習時,藝專經費發生困難,受校長、著名國畫家張肇銘先生之托,曾子忱來校義務承擔體育課教學。解放後,張執一看望曾子忱時說:“其實,我們那時也知道你也大體了解我們是幹什麼的。但您不動聲色地支持我們罷課、遊行。我們辦壁報,刻傳單也從不避著您,因為您是一個好人。絕不會背著我們幹壞事,我們相信您。”

1938年2月,中共地下黨員曹荻秋(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市長)在武漢參加沈鈞儒領導的救國會工作,任聯絡部長。曹在武昌遭到國民黨軍統特務的盯梢及追捕。曹、曾少年時曾結拜過兄弟。一天,曾子忱正在武昌曇華林中學的操場上上體育課。曹荻秋行色匆匆地來到操場,低聲對曾子忱說:“四弟,我後麵有‘尾巴’,你想辦法讓我躲一躲。”曾子忱靈機一動,即將操場上的學生分成兩隊,布置他們進行籃球比賽,自己則迅速脫下運動服與曹荻秋身上的大褂進行對換,然後騎著自行車搭著曹荻秋從學校側門出去。他們前腳出門,就看見警車開進了曇華村。曾子忱帶著曹荻秋穿街走巷,由千家街、紫陽路、杏花村最後到達王府井(今武昌解放路上段)一家小小的皮匠鋪後院,這小小的庭院便是曾子忱的家。曹荻秋隱姓埋名在曾府住了兩天。待風聲過後,曾子忱給了曹荻秋30塊大洋的路費,並帶他乘小劃子轉道金口、紙坊,然後將曹荻秋送上了列車。曹荻秋後任中共鄂西北省委、豫鄂邊省委宣傳部部長。

曾子忱教授熱愛共產黨,一生都在追求進步。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學校西遷恩施,在大批的逃難人群中,他率領全校學生們從宜昌步行720華裏跋山涉水到恩施,山高路險何其艱苦。抗戰勝利後,他又帶領農學院的學生從施宜大道徒步通過宜昌走回武漢。40年代前後的恩施,也不是世外桃源,隨著一次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無孔不入。對此,曾子忱先生一如既往對進步學生竭誠愛護。這是有口皆碑的。曾任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市長的黎智同誌,也曾在曾子忱的幫助下脫離國民黨軍警“虎口”的。那是1940年1月,黎智同誌從建始高中畢業後,隨即被中共鄂西特委派到位於恩施城郊金子壩的湖北農業專科學校(後改為湖北農學院)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剛上任的第二天,黎智在飯堂吃飯時,警覺地發現在建始高中的同學——反動三青團骨幹分子兩眼直盯著他,並和身邊幾個鬼鬼祟祟的人嘀咕著,黎放下碗筷,起身疾走。但從金子壩到縣城隻有一條大道,走大道是非常容易被抓住的。情急之下,黎想起了熱情待人的曾老師。他機智地甩掉敵人,拐到山後曾子忱老師家,曾子忱和家人還未吃飯。當曾聽黎智簡明扼要的介紹後,便順手從鍋裏撈出幾個熟苕,背起獵槍帶上獵狗說:“我們打兔去”。在這位山間“業餘獵人”曾子忱的帶領下,兩人抄小路,直接將黎送出金子壩。在曾子忱的指引下,黎智取道龍鳳壩直奔來鳳,擺脫了敵人的追捕。30年後,當黎智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十分感慨地說:“1940年在恩施若不是曾子忱老師的幫助,我可能早就被捕甚至成為烈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