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德國的納粹勢力猖獗，布萊希特從德國逃亡出來。賴雅熱情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設法將他的家眷弄到美國，並在加州的聖太莫尼卡(Santa Monica)定居。賴雅是布萊希特在美國本地少數幾個作家朋友中知心的一個。賴雅與布萊希特合作過兩部電影劇本，協助布萊希特好幾部戲劇的修改和演出，又是《伽利略傳》的主要英譯者。布萊希特經常給賴雅講一些馬克思主義方麵的基本知識，更堅定了賴雅的政治立場。1949年布萊希特離開美國後，賴雅是他所有作品的正式代理人。後來。布萊希特成立著名的“柏林劇團”時，賴雅是唯一被正式邀請赴德成為永久團員的美國人。20世紀40年代，由於反法西斯戰爭，好萊塢拍攝了一些正麵描繪蘇聯社會的電影。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兒》即出自賴雅的手筆。
1950年左右，賴雅應布萊希特之邀到德國去，希望能再次聯手大幹一場。作為左翼作家，布萊希特的名聲在20世紀40年代扶搖直上，具有了世界的知名度。然而，他對賴雅的態度卻前後判若兩人。雖身為共產黨人，但布萊希特為人自私，常常善於利用別人。漸漸地，賴雅感覺到了布萊希特邀請他是一種虛情假意，而他整天被手下那幫人包圍著，沾沾自喜。性情爽直的賴雅對他這種令人敬而遠之的態度非常不滿。過不了多久，他就不辭而別，回到了美國。一個對待朋友充滿“古道俠腸”的熱情的人，遭遇到這樣陰險的欺騙，當然是感覺非常沮喪的。布萊希特為了挽回友誼，寫了幾封並不誠懇的信給他。當然，賴雅沒有給他回複。但是，賴雅不會因為布萊希特的人品而輕視他的作品。他依然熱情地向大眾介紹布萊希特的作品。
1943年，賴雅不幸摔斷腿還輕度中風。此後，身體狀況每況愈下，1954年，又一次因中風而住院。年華老去，創作精力也日減。賴雅年輕時頗有“千金散盡”的俠士之風，故雖曾富有，但到晚年已幾乎沒有什麼積蓄。1956年冬，他申請到麥克道威爾文藝營的居住機會。他希望能抓住最後不多的機會重振雄風，東山再起。也許，“麥克道威爾”對他而言會意味著好運，就像42年前，他以《青春欲舞》一劇入選“麥克道威爾”戲劇節那樣。而這一次，他遇到了張愛玲。一個將和他走完餘生的東方女性。
第二天晚上，在大廳裏，不知為什麼，愛玲的心裏老是想著那位賴雅先生。她的目光不禁偷偷地滑過大廳裏每一個人的臉。可是，沒有他。愛玲心裏浮起淡淡的失望。
“愛玲小姐，晚上好！”愛玲回頭一看，賴雅正站在她背後呢，朝著她微笑。
“你好！賴雅先生！”
“叫我甫德吧，朋友們都這麼叫我。你的英語說得很地道，你來美國很久了嗎？”賴雅誠懇地問。
“不，我來美國才半年。我一直都待在紐約。”
“是嗎？！”賴雅頗感驚訝，憑著愛玲熟練的英語，他以為她已經來美國很久了。
兩天後，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風雪襲擊了這一地區。一夜之間，千樹萬樹梨花開。整個文藝營廣袤的大地披上了銀裝。天寒地凍，冷冽徹骨，愛玲還從沒有經過這麼寒冷的冬天。藝術家們都擠縮在溫暖的大廳中。愛玲和賴雅則趁機聊天，談話內容也漸漸深入，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在聽完彼此的“傳奇”後，都不禁感歎“生命的無常與人生的美麗”。兩顆心越走越近了。
他們的感情繼續向前快速發展著。3月底，他們開始到對方的工作室裏做客。4月1日，他們在大廳裏共享複活節的正餐。愛玲把她的《秧歌》給賴雅，並且希望得到他的指正。
雪後初霽的日子。賴雅輕輕敲開了愛玲工作室的門。
山舞銀蛇，好一派冰雪風光。賴雅與愛玲在雪地上走著，簌簌有聲。賴雅取出了那本《秧歌》。
“甫德，你不喜歡，是嗎？”愛玲小心翼翼地問。
“不，愛玲。沒想到，你的文章寫得那麼漂亮，文筆又是如此優美。”賴雅認真地說。
“可是……”愛玲似乎有些不信。
“可是政治觀點和藝術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係。”愛玲從他的眼裏讀到的是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