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坐在書桌前竹編的藤椅上。室內的光線不明亮，落日的一抹餘暉從窗格子裏照進來，照在適之先生顯得有些滄桑的臉上，有那麼一層柔和的光暈。跟適之先生談話，愛玲覺得是如對神明。較具體地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
他們說著，說著，便談到了令他們倆都魂牽夢縈的大陸，胡先生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愛玲無言，對於政治，她始終是覺得“永遠是在潮流之外”的。
“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胡適又轉換了話題。
“我雖然經常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愛玲笑著向先生解釋。
“說來真巧！我父親認識你祖父張佩綸。他還幫過我父親一個忙呢！”胡適的話拉近了他和愛玲之間的距離。
“可惜，我們家裏從來不提祖父，我對祖父了解太少了。”愛玲遺憾地說。
“胡先生，您現在在忙什麼呢？”愛玲問。
“我正給《外交》雜誌寫篇文章。他們這裏都要改過之後才能發表出來。”說著，似乎有點兒無可奈何。也許，胡先生認為，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編者沒有理由刪改自己的作品。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通過這一次談話，愛玲覺得跟胡適走得更近了。對她而言，適之先生是長者、嚴師，更是可以親近的忘年之交。
有一天，適之先生到愛玲住的簡陋的“救世軍”宿舍來。愛玲真是又驚又喜。
她請胡適走進他們的公用客廳裏。裏麵黑洞洞的，足有一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沙發。那裏麵很少有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可是，誰願意到這麼一個陰冷而沒有陽光的地方消磨時光呢？愛玲也是第一次進去，看到這個樣子，隻好無可奈何地笑。適之先生卻稱讚這地方很好。坐了一會兒出來，他一路四麵看著，仍舊滿口說好。這話經別人說出來，也許會覺得有些虛偽，有敷衍之嫌。然而，胡適先生說得那麼誠懇。讓人深切感受到他的一片誠心。於是，愛玲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複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愛玲送胡適到大門外，站在台階上說話。北美的冬天異常寒冷。大風隔著街從哈得遜河上吹來。
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
愛玲默默地望著先生的背影。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愛玲心中一陣凜然。她想：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她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愛玲覺得每次跟適之先生在一起，卻會有一種恍惚的感覺。總覺得先生好像是中國曆史書上的人物，先生已經被凝固成了曆史。
愛玲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可是仿佛有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感恩節那天，愛玲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裏吃烤鴨子，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深藍色的街道特別幹淨，燈火櫥窗，新寒暴冷，霓虹燈晶瑩可愛。愛玲喝了一點葡萄酒，人已微醉。走在街上，她仿佛又回到了上海。當年，跟表姐在滬上霞飛路逛的情景，曆曆在目。情景是多麼相似啊！轉眼人已在天涯。憶及舊時光景，愛玲覺得很快樂。夜來風寒，也許是受了涼，愛玲回去就嘔吐了。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她去吃中國館子。愛玲告訴他剛吃了回來吐了。胡適告訴她要保重身體。擱下電話，愛玲的心裏一陣暖流，眼眶濕潤了。一定是胡先生怕她過節寂寞，特意來邀請她的，愛玲感到了一種久違了的被關懷的溫暖。
這之後，愛玲再也沒有見過適之先生。後來便聽說了胡適先生返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時，在報上看到噩耗，愛玲感到惘惘然的。也許，在她心中，胡適已經是一個曆史上的人物。胡先生是在一次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的。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無疾而終。以適之先生謙和寬容的性格，他應該有這樣的死法。隻是此後，愛玲每每翻開那本先生圈點過的《秧歌》，總會想起先生的微笑和那晚哈得遜河邊先生蒼涼的背影……
胡適先生在紀念好友徐誌摩的文中這樣寫道：
朋友們，誌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會永遠留在我們心裏，他放的光亮也會永遠留在人間，他不曾白來了一世。我們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說不曾白來了一世。我們忘不了和我們在那交會時互放的光芒！
（胡適：“追悼誌摩”，《新月散文十八家》）
其實，適之先生自己又何嚐不是如此的呢？！他的“光芒”也會永遠溫暖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