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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胡適還具體針對一些章節，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和點評。三年後，愛玲申請到南加州亨亭頓·哈特福基金會去，還寫信請胡先生作保。胡適答應了，順便把那本《秧歌》寄還給愛玲。此書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愛玲看了，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不久後的一個下午，愛玲和炎櫻一起去看胡適。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裏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初冬午後的陽光裏，讓人有種恍惚的感覺，仿佛還是在香港。上了樓，室內的陳設也是中國式的，看起來非常熟悉親切。適之先生忙著招呼她們。他穿著灰色的長袍子，飄飄然地站在雕花的窗邊。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胡適，此刻，站在她們麵前，更像是一個謙和儒雅的中國文人。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端出新沏的茶來招待她們。青瓷的小茶杯，柔滑細膩，愛玲輕輕端起來，把玩於掌心，輕輕地念出那上麵刻著的字：“寒夜客來茶當酒！”胡太太態度有點兒生澀，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也許，她有些地方永遠是胡適的學生。炎櫻天性活潑，也不怯生，熱情地用國語和胡適夫婦說著話，可惜她離開上海久了，國語不大會說了。他們倆卻很喜歡炎櫻，和她說笑著，一點都沒有陌生感。
愛玲不善言辭，她靜靜地坐著，玻璃杯裏的綠茶幽香陣陣。眼著這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就是胡適！愛玲總覺得像是在夢中。胡適是一個曾讓她“敬如神明”的人物，是一個高高大大的曆史化了的人物。而此刻，他就這樣真實地坐在愛玲麵前，溫和、親切。甚至，還有著那麼一種淡淡的落寞。愛玲努力按捺住自己激動的心情，這一切都是真的！她忽然覺得有一種時空交疊的感覺，仿佛回到了從前：她是坐在父親的書桌旁看完《胡適文存》的。《海上花》則是她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來的。《醒世姻緣》則是她自己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買回來後弟弟拿著舍不得放手，她忽然一慷慨，給他先看了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詳讀《醒世姻緣》則是那年在戰爭中在港大的時候。愛玲當時當了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在一堆故書堆裏發現了《醒世姻緣》。驚喜至極，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當時愛玲隻傻傻地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記得母親和姑姑也是非常欣賞胡先生的，她們曾經同胡先生同桌打過牌，並且一直以此為驕傲。姑姑有段時期向父親借書看，後來兄妹鬧翻後，父親一直牢記著姑姑還欠他一本書。有一次，父親忸怩地笑著咕噥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有還我。”姑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這本《胡適文存》還是他的。”可見，他們倆都挺喜歡這本書的。抗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笑容滿麵，笑得像個孩子，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姑姑當時看著看著就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愛玲也看了那照片，有些模糊，可是“胡適”的名字卻一直深深地刻在她腦海裏了。而現在，胡適就這樣近地坐在她的麵前。雖然，他們之間隔著那麼遙遠的記憶長河。
那天去過之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愛玲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愛玲聽了，當然頗為不悅，沒想到，她視為“神明”的胡適先生，在美國知道的人竟這麼少，而林語堂在英語世界裏竟這麼出名。而愛玲讀書時的理想就是要“比林語堂更出風頭”。事實上，這是很難的。在愛玲心中，胡適的名字是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他的貢獻是遠遠超過林語堂的。愛玲覺得，她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隻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中國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隻要有心理學中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裏。（張愛玲：“憶胡適之”，《張愛玲故事彙編》）
這一次的親切晤談並沒讓愛玲完全盡興。但是，它打消了愛玲對胡適的敬畏之情。不久後的一個黃昏，愛玲又獨自一人去訪胡適。正是燈火黃昏的時候，愛玲與先生對坐於書房中。桌椅樣子都是古舊的中國式的。桌上攤開著是幾本線裝書，先生剛拿朱筆在上麵眉批著什麼，書頁上的墨跡還沒有完全幹。書房的四壁是定製的高齊屋頂的書架，但是沒有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那些大書架靜靜地站在那兒，頗有一種威逼人的力量。那是一種深厚的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