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種局麵，朱元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製定了一係列的規章製度。他先是提出“安民為本”、“藏富於民”的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輕徭省役的農業政策，親自帶頭“節用”惜民，並在全國各地大力推行各種形式的屯田製度，廣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與此同時，他對曆史沿襲下來的匠戶製度實行改革，鼓勵廣大工匠積極從事工業生產，並積極實行配套的商業政策和貨幣形式改革。經過近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和建設發展，到洪武後期，長期的戰爭創傷得到醫治，整個大明帝國“戶口增，田野辟”，市場商品經濟繁榮，城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府庫充盈，這就是朱元璋所創造出的“洪武盛世”，它為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的萌芽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也是朱元璋的一項重大曆史功績。
再就是鐵腕反腐，整治吏治，興辦教育，推行教化。中國有句老話：梁不正下梁歪。一個社會的民風，往往是自上而下潛移默化地逐漸滲透和帶動。朱元璋在創建大明王朝之後，為了構建像上古堯、舜時代那樣政治清明、民風淳樸、人民安居樂業的理想社會，他帶頭從自己和所有皇室成員做起，勵行節儉，勤政不輟。為了體恤百姓，盡量減輕全國人民的負擔，他大力精減官府機構，壓縮官員數量。
前文講過，洪武年間，官民的比例約為一比一萬，這種配置比例真是令人難以想像！不僅官吏數量少，而且俸祿待遇也很低，一個正七品的縣令，每月俸祿僅有七石五鬥米。別看官員人數緊，待遇低，但是朱元璋給他們分派的活兒卻不少，他以嚴格的考核製度來提高官員們的辦事效率。真可謂“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少吃草”，這樁難事竟讓朱元璋給辦成了，想想也是，飽食的鷺鷥不捕魚，向來如此！
為了能夠使各級官員奉公守法，朱元璋用心良苦地編輯了一本《醒貪簡要錄》頒發給各位官員，以算帳的方式向他們提示農民的辛苦，以期喚起他們的良知，不去盤剝壓榨百姓。當善良的勸誡不再奏效時，他便毫不手軟地祭出了法律之劍，對那些貪贓枉法之徒施以笞、杖、徒、流、死五刑，後來甚而規定：受贓四十貫即處流放，受贓一百貫即處絞罪，受贓六十兩梟首示眾並剝皮實草！洪武年間，僅“空印案”和“郭桓案”，牽連被處死的官吏就達數萬人，這個數字等於把某一時期全國的官員殺了幾遍。如此血雨腥風的殘酷殺戮，確實收到了震懾貪腐的效果，縱觀整個中國曆史，洪武一朝乃是吏治最清明的一個時期，這是不爭的事實。
吏治清明了，百姓也就心氣順暢。朱元璋相應配套地在全國範圍大辦教育，推行教化，將辦學視為與農桑同等重要的“王政之本”。當年，明朝中央開設國子學（國子監），在郡縣開設儒學，在鄉村裏巷開設社學，在駐軍衛、所開設衛學……其辦學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越唐宋時代，為普及國民的知識文化水平、淳樸社會民風、複興中華傳統文化、提高綜合國力，起到了積極作用。明朝之所以能夠享祚近三百年，成為當時首屈一指世界強國，“洪武之治”奠定的堅實基礎功不可沒。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作為一名盡職盡責的開國帝王和封建家長，朱元璋在執政的三十一年間，廢除和改革了曆史王朝所遺留下來的諸多陳規弊政，為其繼任者製定了一係列的典章製度。這些典章製度，涉及方方麵麵，精細完備，不但影響了整個大明王朝，而且還對後來的大清王朝產生重大影響。按照《清史稿·職官誌》序中的說法：“（清）世祖福臨入關，因明遺製”，亦即所謂的“清承明製”。因而可以說，為後世創建完備的典章製度也是朱元璋的一項曆史貢獻。
盤點中國曆史，在由農民起義推翻前代王朝的基礎上而建立新的統一帝國的共有西漢、東漢、唐朝、明朝、清朝等五個朝代。筆者曾因寫作《天命的真相·劉邦帝王之路》一書而認真研究了西漢開國皇帝高祖劉邦，公道地說，不論是奪取江山的難易程度，還是建國之後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抑或個人的才華韜略遠見氣度，從這諸多方麵來看，劉邦都要遜色朱元璋很多。如果說劉邦有勝朱元璋一籌的地方，那就是運氣——朱元璋的江山是靠自己個人的真才實幹打拚下來的；劉邦的天下當然也是打下來的，但運氣占了很大的份額，他借靠了項羽的東風，嘻嘻哈哈、稀裏糊塗就成為一代開國帝王，而且建國之後也沒有什麼建樹。故而可以說，無論是個人才幹還是曆史功績，朱元璋都遠邁劉邦。
東漢的締造者光武帝劉秀，他在王莽改朝換代之後，以高祖後裔的名分隨兄長劉寅在家鄉舂陵（今湖北棗陽）發動起義，以恢複漢家製度相號召，通過一些官僚和地主的支持，勢力逐漸壯大，最終削平各地的割據勢力，統一全國。他的江山得來固然也不容易，但因為有塊“高祖後裔”的招牌掛著，終究比朱元璋輕鬆許多。建國之後，劉秀基本上是承襲西漢典章製度，所實行的“度田”改革，不僅因地主豪強的反對半途而廢，而且使得地主豪強勢力在日久之後空前膨脹，並最終導致國家的貧弱和政治的不穩。看待封建時代國家的興衰，人口是一個硬性指標，光武末年，全國共有四百二十七萬戶，暨二千一百萬人，這個數字僅及西漢極盛時期的一半，曆史所謂的“光武中興”，成就委實有限。拿劉秀和朱元璋相比，二者孰優，讀者自有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