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勤奮學習，朱元璋的文化水平已然達到很高水準。《高皇帝禦製文集》收錄了他的一百多首詩，讀來頗具個性色彩和文學底蘊。例如，他的詩作《野臥》：“天為羅賬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腳，恐踏山河社稷穿！”另一首《詠菊花》：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這兩首詩作於早期，雖稍顯直白和淺露，但卻又流露出一種唯我獨尊的狂放之氣，十分符合朱元璋的個性。另一首詩《詠雪竹》：“雪壓竹枝低，雖低不著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雲齊。”此詩不僅依舊表達了朱元璋慣有的那種唯我獨尊、舍我其誰的豪邁氣概，而且在創作技巧上也更加趨於圓潤純熟。
另外，朱元璋對辭賦也頗有研究，《高皇帝禦製文集》收錄了他寫的《鶯囀皇州賦》、《畫眉賦》、《四瀆潦水賦》、《秋水辭》、《江流賦》等五篇辭賦，這些辭賦寫得頗見功力，限於篇幅，這裏不再收錄。
中老年之後的朱元璋雖然具備了較高的文學素養，但卻不像普通儒生那樣，有意無意地把這門學問當作賣弄的資本。在治學方麵，朱元璋仍舊抱持實用主義，他主張為文要“通道術，明世務”，“無深怪險僻之語”，“務在典雅”，“無事浮飾”。在朱元璋的帶動之下，高啟、宋濂、劉基等明初著名文人，一改元末時期文壇流行的纖弱縟麗之風，創作出一大批豪邁雄渾的詩文作品，為明朝文壇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氣象。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元璋功不可沒。
朱元璋治學的勤奮還體現在對經史兵法的深入研究上，作為一名開國帝王，朱元璋憑借鐵血武略打下了大明江山，故終其一生，他都興致勃勃地研讀兵書。在諸多古代兵書中，朱元璋研習最精深的當推《黃石公三略》和《孫子兵法》，他不僅精深了解，而且活學活用。翻開《明太祖實錄》等編年史，讀者會發現朱元璋將古代兵法智慧運用到實際戰爭中的情況數不勝數，鑒於篇幅，這裏不再列舉具體案例。
鑒於中國古代的兵法理論多與星占天象關聯，故朱元璋在研習兵法時，特別注意將天象星占與之結合在一起。前麵剛剛說過，朱元璋終其一生都保持著仰觀天象的習慣，追溯起來，這個習慣在他初掌兵權時就已開始養成。有史料為證：洪武十年（1377年）三月，朱元璋曾對群臣回憶說：“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精通術數占星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他觀天象時間跨度長，態度虔誠專心，“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索天象，有達旦不寐者”。長期對天象觀測揣摩，加之身邊有劉基、陳遇、月庭和尚等術數星占大家指導教授，後來，朱元璋自己儼然也成了一位星占專家，在天象變化的冥冥指導下，他不僅用兵治國如有神助，而且還令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人
將自己觀測日月五星的心得，編輯成一本書，取名為《書傳會選》。朱元璋在兵法和星占領域的造詣，由此可見一斑。
對朱元璋而言，儒家思想是他建國治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作為一名封建帝王，四書五經他不得不讀。早在起義之初，朱元璋就開始令麾下的儒生向自己指授四書五經。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下婺州，征召儒士範祖幹、許存仁、葉瓚玉等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其中，令範祖幹講授《大學》，令許存仁講授《尚書·洪範》。宋濂加盟之後，朱元璋又令他講授《春秋左氏傳》。長期虛心刻苦的學習，使得朱元璋對四書五經爛熟於心，講話擬詔，每每總能引經據典，宏論滔滔。
朱元璋的曆史知識也極為深厚，上自三皇五帝，下止宋元時代，其重要曆史人物和重大曆史事件他都如數家珍，並且能夠從前代的治亂得失中產生感悟。比如，他在與翰林待製王禕等侍臣評論漢高祖劉邦與唐太宗李世民二位帝王時，曾經說道：“漢高豁達大度，世鹹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羹頡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顧度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卒皆保全，此則太宗又為優矣。”在論及前秦符堅和後趙石勒二者誰更勝一籌時，起居注詹同認為符堅窮兵黷武，不自量力發動淝水之戰，以致敗亡；而石勒雖出身奴隸，目不識丁，但通達世故，曉於人情，治軍治國，舉無遺策，因而石勒要比符堅更優。朱元璋道：“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為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馴致石季龍（石虎）之禍。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朱元璋對南北朝時期這兩位著名君王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