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
1938年是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也是一個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奮起抗戰的壯麗年代。正是在這年的四五月間，我不顧一切地拋家別親投入這個巨大浪潮，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經過艱苦跋涉，我們終於到達了延安，穿過延安城內鋪著小石子的街道，兩邊店鋪的門半開著，裏邊油燈閃閃發亮，每個店鋪門頭上都懸掛著一塊小匾，顯得非常整齊。走到城外，山上重疊的窯洞裏放射出星星般的亮光，好像樓房一樣。山上有人叫：“來新同學了，快出來幾個人接呀！”我們提著背包隨他們上山進了窯洞，高興地談一路情景。啊！中國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多少青年向往的地方，我們跋山涉水、艱苦奮鬥總算到達了這個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我們被編入了八大隊女生二中隊，大隊長是張琴秋，中隊長是丁雪鬆，指導員是王玨。我們穿上灰軍裝，帶上軍帽，儼然是個風華正茂的女軍人，心中喜悅之情難以表達。這時，把一切都忘在腦後，什麼艱苦呀、想家呀都無所謂了。
由於抗戰形勢的需要，1939年初，中央決定抗大總校搬到敵後去辦，第四期學員畢業，一大部分同學都抽調到前方部隊工作，也有許多同學抽到敵後做群眾工作，我因身體不好，又剛來不久，被留下另作安排。
1939年初，中央決定籌辦延安女子大學，開展與加強全國婦女工作，動員與組織全國占半數人口的婦女參加抗戰、堅持抗戰，培養具有革命理論基礎、革命工作方法、婦女運動專長和職業技能等抗戰建國知識的婦女幹部。消息傳來，一部分未被調去前方的抗大女同學中間，多數都還是想到前方去，我是其中的一個，認為到前方光榮，流血犧牲在所不惜。後經組織上動員教育，大後方蔣管區來的許多青年學生、大家閨秀都紛紛報考女大，思想問題也就隨之解決，編入了三班。1940年4月我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40年7月，女大第一期一、二、三班學員結業，分配工作。政治處處長孟慶樹（王明夫人）找我們談話：
“你們在女大學習已經一年了，根據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學習結業，分配工作，到實踐中去，到工作崗位上去，你們有什麼想法？”
“想到前方去，到敵人後方去，做什麼工作都行。”我們興致勃勃地回答。
“根據你們過去的情況以及身體情況，準備分配你們到延安幹部子弟小學（保育小學）當教師。”
“我們來延安是幹革命的，不是來教小孩子的。”“家有二鬥糧不當小鬼王”的舊思想在我們腦中作怪，一股不滿意的情緒流露出來。
“同誌！不能這樣認識問題，革命工作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在前方工作是幹革命，在後方也是革命。保小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後代，要使革命後繼有人，必須培養後代。他們的父母在前方打仗，有的是犧牲了的烈士，你們去培養教育他們，也就是直接支持了前方的工作。”
經過說服動員，服從分配是黨員的基本常識，我們也就無話可說，隻好告別母校，走上新的崗位。
9月下旬，夏末秋初的季節，天高氣爽，惠風和暢，保小總務處派了一位同誌趕著毛驢來接，我們把簡單的行李放到毛驢身上，跟隨來人上了路。保小校址在安塞縣白家坪村，離延安有75華裏。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曾有很長一段敘述，周總理曾在這裏接見過他。紅軍到達陝北時，在這裏駐紮一個支隊，部隊司令部曾設在這裏。這是從延安去三邊的一條大道，路東有一塊大的平地，山下有一排平房，山上有一排窯洞。西邊是清澈的延河，距學校約一華裏，飲用、洗衣均很方便。由於敵機頻繁轟炸，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學校是1939年從延安搬到此地。
保小學生全部是住校生，供給製教師除每月有三元零用錢津貼外，也全是住校供給製，學習、生活、勞動都在一起，朝夕相處，的確是一個革命大家庭，師生關係親如家人。我所教的班級是高年級，由於戰爭形勢影響，他們入學較晚，高年級年齡都有十幾歲，最大的有十四五歲，因其家庭環境熏陶，接受革命道理較快，聰明好學，憨厚樸實，愛憎分明，無私無畏，都是素質很好的苗子。我愛他們就像自己的弟妹一樣，因而也就全心全意地扶植培養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