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我們接到赴臨汾去的命令。那時，我們的月津貼一元五角錢。我們在村子裏花了五角錢，買了五隻雞，剛煮到鍋裏，集合號響了，等回來時，天已黑了。
第二天行軍，腳夫還津津有味地啃著雞大腿，我們都去搶，一搶那雞味才更香呢。
一路上，我們不斷地宣傳演出。有的還到學校教歌，在牆上寫標語、畫壁畫。腳夫還在街頭拉二胡，和民間藝人一起唱歌、記譜。
在距臨汾縣二十多裏的萬安鎮，我們連續演出了三場，雖然很累，但興致未減。我從當地的鄉親那裏學會了踩高蹺，踩著鼓點扭起了秧歌。老百姓驚奇地誇讚著我，我還真的有點洋洋自得呢。
除夕之夜，丁玲同誌和任弼時等領導要和我們聯歡。消息傳來，大家激動不已，立即布置會場。會場設在一個大老財家寬大的客廳裏。我們擺上幾張長桌、幾條長凳，桌上放了些花生、紅棗、柿子、核桃、梨，都是當地的特產。汽燈高空懸掛，光亮四射，迎春對聯掛滿牆壁。我們列隊到村頭迎接，朱總司令、任弼時領導來了，康克清同誌親切地握著我們的手說：“小鬼們好！”我參加革命隊伍後的第一個春節就同朱總司令一起聯歡，這是多麼難忘的一個春節啊！丁玲同誌帶著湖南腔細聲柔情地唱了井岡山小調《送郎當紅軍》。大家也齊唱了“城頭上站著兩位大將軍，要問是哪個，朱德、毛澤東”。歌聲、笑聲、鼓掌聲把房子頂蓋都要震塌了。
節後，為了到國民黨地區西安宣傳抗日救國，爭取團結廣大知名人士支援和參與抗日戰爭，我們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寫詩、譜曲、寫大鼓詞、編快板、排大秧歌劇……戲劇家塞克，作家蕭軍、蕭紅、端木蕻良和我團陳正青、陳明等同誌集體創作了一台三幕話劇《突擊》。1938年3月5日，隊伍來到西安，中共中央駐西安辦事處的主任是林伯渠，經常和丁玲聯係工作的是富有地下工作經驗的宣俠父同誌（我們離開西安不久，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丁玲同誌和各方麵取得聯係後，我們順利地演出了三幕話劇《突擊》和一些獨幕劇、大秧歌劇、快板、相聲、大鼓，反映了前方軍民齊心抗日救國的心情。最後演出了京劇《忠烈園》、秦腔《烈奴殉國》等。我在《突擊》中扮演了一個男學生，大家說我還很有點男子氣。當時，全團人員都登台了，詩人田間也同我們一塊打小旗、跑龍套。三個月的演出活動震動了西安古城，慕名而來的人絡繹不絕，感動得許多青年學生也都奔赴延安，從軍抗日。
西安演出後回到延安，毛主席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接見了我們，並觀看了我們的演出。對丁玲同誌率領的一批文藝工作者，深入前方，喚醒廣大民眾一致抗日，做各階層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給予了高度讚揚和評價。這時，我和趙尚午等五名同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我夢寐以求的願望。打這以後，我更加努力。半個月就學會了唱京劇、唱秦腔、打鑼鼓，隻要是黨的需要，我就敢於學、敢於做。
黨組織決定，丁玲等十幾名同誌留在延安，而其他人和抗大、陝北公學調來的一部分同誌，由周巍峙領導奔赴抗日前線。離開我所崇拜和愛戴的丁玲同誌，真有些戀戀不舍。她像母親，關心著我的生活，理解我的感情；她是嚴師，教育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就像她身邊的一隻豐滿了羽毛的小雞，母親的翅膀蓋不住了，就要離她而去獨闖世界。
雖然感到難過，但一想到她的教誨，我又充滿了信心和力量，以愉快的心情迎接新的戰鬥。
三
1939年1月，我們經過1000多裏路的急行軍，於春節之前來到晉察冀邊區平山地區。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我開始認識了由陝公來的魯釗同誌。魯釗是上海人，從小父母雙亡，11歲在印刷廠當童工，後參加了工人運動，七七事變後被分配到難民署工作。1937年末在黨組織安排下，一行四人由香港轉道來到延安，在陝北公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被分配到西北戰地服務團後，參與了支部工作。每天行軍都打前站，找房子，幫管理員買糧食、蔬菜、柴火，燒開水。大隊到來之前，他把一切全都準備就緒，因此，大家就叫他“魯大釗”。過封鎖線時魯釗同誌由前站變為後方收容隊。130多裏的夜行軍，到達鐵路跟前要跑步前進。一路上，他幫體弱的同誌背行李，走不動的，他就架著往前衝。急行軍，真苦啊。有的同誌耳朵凍出水泡，腳打了血泡，但還是憑著毅力要闖關。黎明時，雖然離開了警戒區，但又怕敵人出動，還得再急行軍30裏。我們常常困得走著走著就睡著了。後麵同誌推一推，再往前走。到了宿營地等待分配房子的刹那間，躺在地上全都睡著了。而打前站的同誌還得跑著號房，安排住宿和吃飯。大家都看得見，魯釗是最辛苦的。
在晉察冀邊區，我們走遍了五個軍分區及專員公署。背著背包，抬著汽燈，趕著毛驢馱布景、道具，整天不是行軍就是演出。而魯釗負責的是舞台監督。演出前，找台、裝台、掛布景，演出之後，又拆台、疊布景，還要背回駐地。有時我們已回到駐地，吃過夜飯，他還沒有回來。記得一天出早操，他說我們幾個女同誌站隊不合格，穿的衣服軍不軍、民不民（衣服是便服，褲子是軍褲），我不接受他的批評，吵了起來，事後政治幹事找我談話，批評我盛氣淩人，叫我在小組會上檢討。我像一匹野馬似的性格，就這樣被逐漸磨煉著，終於做到了隨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行動。
1939年秋季大掃蕩，魯釗一個人被分到印票子工廠開展工作，我抓緊時間給他做了一雙棉襪子、一副棉手悶子，送他出發了。望著他離去的身影，不知怎麼，心裏生出一種依依的感情、一種隱隱的惆悵。夜裏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睡不好覺。我的眼前，老是浮現出魯釗的麵影：時而是那張過封鎖線架著體弱同誌往前走的緊張的臉，時而是很生氣又很無奈的臉……我審視著這些臉龐，得出一個無可置疑的結論：魯釗，他是個正直、淳樸的好同誌。由於工人出身，不善言講，但總是那樣勤奮努力。這時的我，真不知是不是萌發了對他的愛情。為了配合當地政府對敵進行的反掃蕩鬥爭，我們分散到區、鄉，和幹部一起做群眾工作；堅壁清野，不叫敵人搶走一粒糧食；和民兵一起擺地雷，和敵人打麻雀戰（《李勇大擺地雷戰》就是詩人邵子南和民兵在一起戰鬥生活後寫出的長詩），稍有空閑，我們就教青年婦女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