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虹
一個初秋的雨夜，因為兩個親人都正在病中，自己的腦子和眼睛又忽然出了毛病，心情很沉重，想找個老戰友說說話。我撥通了倪冰同誌的電話，隻聽見她響亮的歌聲，卻不回話。我喊了起來：“你不要唱了，我問你現在做什麼？”她回答我一句：“你沒有聽見嗎？我在唱歌，你聽聽。”接著又唱，好像都是我們當年一起唱過的抗日歌曲和她在邊區學的生動的民歌。我勸她別唱了，她好不容易停下來說，她剛好寫完“延安女性”叢書約她寫的文章，這種文章寫起來可真叫人動感情。我一聽就想起“延安女性”叢書也通知我寫文章的事，我告訴她我也準備寫，沒料到她卻誠心誠意地勸我千萬別寫，她說像她那樣性格的人寫起來還不免很動感情，按我現在的身體和心情狀態，還是不寫的好。過了兩天，最後我還是沒有聽她的勸，決定寫了。
我是1940年秋天從陝北公學突然被調到新華社做譯電工作的，那時新華社還在楊家嶺一條山溝溝裏。最後查看了我們已故的組長陳龍同誌在參考消息創刊50周年紀念冊子上寫的《破譯天書》一文，才知道我被調的原因。當時因為外文翻譯人力太少，陳龍向社長向仲華同誌再三反映。有一天，陳龍恰好遇見毛主席在地裏用鋤頭翻地，主席停下來詢問他工作中有什麼困難。陳龍一一回答，並特別提到外文翻譯人力不足的問題，想不到幾天以後，中央組織部就陸續給分配來幾位女同誌。翻譯英文的是周楠、張林生和我，加上組長陳龍，成立了英文組。記得在調去之前，陳龍還親自要我翻譯過兩三篇蘇聯《紅星報》等英文電訊文稿，測驗我的中英文水平。
我們的任務就是天天“破譯天書”。當時因為收報機器設備落後，收聽效果很差，加上收聽英文電訊的報務員同誌不懂英文，但為了提高收聽效率，卻創造了一些獨特的字母寫法，翻譯人員要辨認它就更加困難，這就是“破譯天書”一詞的由來。我們幾個人隻好處處請老組長幫忙。他可也真夠忙的，除了完成自己的一份工作，還要時時刻刻響應我們的緊急“呼喚”。以後我們逐漸掌握了接收電訊過程中哪些字母容易混同，也慢慢熟悉了各個報務員同誌的寫字習慣，遇到讀不成句的一堆字母時，多想想這些字母可能是另外字母之誤等等。在老組長的耐心幫助下，大家逐漸掌握了“破譯天書”的鑰匙。
在楊家嶺山溝裏時，我們隻有六個女同誌，除了英文組三人之外，就是中文組的陳龍夫人劉秀蘭和劉俊、韓建國等。此外還有編輯采訪、日文組等各個小組的男同誌，常見到的除了陳龍、海、李伍、丁拓、陳英、陳笑雨、陳泉璧等，還有外號“本子”的李柱南同誌，因他熟悉明碼本子而得名。
我們來自四麵八方，但親如兄弟姐妹，新華社就是我們的家。記得我初去不久，有一天突然頭痛得厲害，躺在窯洞裏休息。陳龍知道了，特意到窯洞裏和我聊天解悶，講到他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的一個故事。他是燕京大學參加遊行時被捕的，手上給捆了繩子。他年輕、好強，不願讓人看見是給捆著雙手的，就特意拚命把雙手往衣袖裏攏起來。他是印尼華僑，講中文還不如講英文流利。他一麵講，一麵描繪那種又狼狽又氣憤的模樣，我不由得大笑起來。以後就彼此熟悉了。解放後曾多少次去他家做客，他對我始終非常關心。1992年我去探望他的病，臨走時他搖著輪椅送我，再三表示，9月裏他一定要和秀蘭、適吾、林寧他們一起來看望我。不幸的是，他就從此永別，不能再來了！
新華社搬到清涼山後，住在山上一排窯洞裏，最東頭一個很大的窯洞就是我們各組的辦公室。解放日報社住在半山腰的一排窯洞裏。工作人員越來越多了。收報的電台同誌偶爾也來親自征求我們的意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們的頭頭李光繩同誌，他抄寫的電報字母，筆畫最清楚紮實，一筆一畫也不含糊，和他那個人一樣憨厚樸實。他一來，陳龍就好和他開玩笑。我因負責翻譯蘇聯塔斯社、《真理報》等電訊的時候多，他抄收這方麵的電訊正好也多，因此自然而然地就認識了。但因為都是在晚間煤油燈下撞頭，實際上彼此都不大記得清楚。直到前兩年新華社成立50周年紀念會上，海很高興地指給我看：“這就是李光繩！”我又驚又喜，好像看見一個老朋友，又好像看見一個陌生人一樣，不知說什麼好，特別是猛然回想起在清涼山窯洞裏和陳龍、他（李光繩）說說笑笑的情景，心中百感交集，想不出一句話來說，就這樣分手了。
1941年6月22日是德國法西斯突然進攻蘇聯的日子。那是個星期天，午後，我剛從楊家嶺趕回清涼山，看見山上山下燈火輝煌，氣氛沉重。山外提著馬燈來取材料的，山上山下來回送電訊稿的、取譯稿的，來來往往，空氣十分嚴肅。我急忙跑到東頭大辦公室，陳龍一見我隻低聲說了句：“德國進攻蘇聯了”，一麵遞了一疊電訊稿給我。我和同誌們都低頭翻譯電訊稿，整個辦公室隻有沙沙翻紙張的聲音，有時低聲交換一句譯文或者地名，空氣中充滿了緊張、憤懣、焦急和期待。這一夜不知是怎麼度過的，也記不得幾時換班的。第二天一早，《解放日報》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這個令人激憤的消息。那時，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窯洞的燈光也是夜夜通明。
譯電工作當時分日夜兩班，夜裏八點到天亮，日夜班定期輪換，往往剛習慣當夜班，又改成白天當班了。我和張毓大姐同住東頭一個小窯洞，下一個坡不遠就是大辦公室。同誌們上下班來回總要經過我們的窯洞。我們兩人恰好不會白天睡覺，聽見門外的腳步聲、說話聲，根本無法入睡，我們在窗口上掛個小木板，上麵大大寫著“我們正在睡覺，請過往同誌輕聲”等等，但毫無用處，隻要譯報中遇見什麼驚人的壞消息或者好消息，大家走出辦公室回宿舍時總不免要嚷嚷幾句。有一次我忽發奇想，跑到窯洞後麵山坡上的一堆石頭裏找到個三麵都是較高的石頭、中間恰好有一小塊可以伸伸腿的滿是碎石的平地，白天我就帶上棉衣到那塊地上躺一躺。可心中總是擔心怕山上有狼或者什麼蛇蟲之類的東西，睡也睡不穩。張大姐也不放心，勸我還是回到窯洞裏，在“鬧市”中閉目養神，總比在“深山”上擔驚害怕好。張大姐年紀大些，身體又弱，有一次組織上照顧她，給了她一小碗麵粉。那時大米白麵可是稀罕東西，她非和我共享不可。我們往山下工人施工的石灰堆邊上走，拾到了一個圓鐵片，恰好有一個餅的大小，我們大喜過望，把麵粉和水攪和起來，放在工人施工後一堆還有點熱的灰堆裏，慢慢地居然凝結在一起成了一個薄餅。我們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地拿著圓鐵片相互攙扶著往回走，大概是過於小心、過分高興的緣故，偶一失手，鐵片一下子翻下來掉在石灰堆裏了，撿起來後，上麵塗滿了石灰，也不能吃了。我們兩個人相對苦笑，幹脆扔掉鐵片，反倒如釋重負一樣地攜手回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