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熱火朝天的邊區大生產運動中，我們黨並不隻是依靠發動群眾，搞群眾運動來突擊解決吃穿問題，而同時也在摸索按經濟規律、用經濟的辦法解決生產供應的方式。我們婦聯創辦的婦女生產合作社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意味深長。
那是1943年春，延安的生產運動正在形成和發展。我們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可隻能是一家一戶的手工作業，需要有一個好的組織形式，為婦女參加生產提供原料、工具，收集和推銷她們的產品。於是，中央婦委和邊區婦聯的蔡暢、康克清、張琴秋、王友蘭和我等一些同誌，在延安發起、籌辦了陝甘寧邊區婦女生產合作社。這是第一個婦女自己籌辦的生產自給的經濟組織。其組織形式也完全不是行政的那一套，而是由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和主任（經理）這幾個層次來運營。
1943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那天，婦女生產合作社在新市正式開業。王友蘭任主任，範萍為副主任，後來由張子芳擔任主任。開始階段主要就是由合作社發放毛線，組織各機關女同誌織毛衣、毛褲、毛襪等。工作人員五至六人。起步後工作很快展開，不久就有了一定的局麵。條件成熟了，於是在1943年6月6日舉行了婦女生產合作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通過了合作社的章程，選舉產生了理事會，我擔任了理事長。
合作社發展很快，任務越來越重，我們又請來幾位男同誌當經理。比如梁建華、薛銘伍、郝友成等同誌。這種經濟組織形式對當時的生產和消費起了很大推動作用。從1943年3月到1944年9月一年半時間裏，合作社發放毛線22600磅，組織了26個機關、1100多名女同誌紡毛線23000多斤，織毛衣、毛褲、毛襪25000多件。這不僅部分地解決了邊區軍民的冬衣問題，還活躍了延安和邊區的經濟。
開始階段的成功，使婦女生產合作社的名氣越來越大。記得開頭的半年裏，合作社贏利370萬元（邊幣），還按期分了紅利。於是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入股，合作社的規模也越來越大。開始組織時，合作社有社員二三百人，籌集股金20萬元。到1944年8月，社員人數達到4800多人，股金總額達到4054萬元，合作社的工作人員也增加到五六十人。
我作為發起人之一，先後買了不少股票，有的是以孩子的名義。以後為了紀念那一段時光，我一直保留著延安婦女生產合作社的股票，那是用自己生產的黃紙油印出來的。可惜前兩年搬家時遺失了。
1944年9月，合作社召開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決定了以後的業務方針，包括發展生產、供銷和公益事業三個方麵。在新的局麵下，合作社下設了生產部、縫紉部、婦女衛生部、儀器部、門市部、騾馬店等業務部門。
1947年，蔣介石、胡宗南進攻邊區，大肆破壞。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暫時放棄延安，我們的婦女生產合作社也被迫停頓了。延安光複後，救災成為當時邊區最緊要的任務，邊區婦女掀起了生產自救高潮。婦女合作社又參加了救災委員會，拿出400多萬元幫助恢複紡織生產，幫助群眾渡過難關。在綏德、義合、延川、吳堡等受災地區，合作社放花收布。1948年共放棉14000斤，收布1600匹，組織婦女1800人參加紡織。
婦女生產合作社這種經濟組織形式在當時的邊區和生產運動中曾經起到過非常好的推動作用，為邊區經濟的活躍、改善供給、軍民的生活改善發揮了積極作用。從邊區婦女工作來講，婦女合作社也是推動婦女運動的有力的組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