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產運動中，婦女們在紡織方麵的成績最突出。回顧當年這方麵的情況很有意思。當時，我們組織各級婦聯，一方麵從政治上深入動員，宣傳男耕女織，號召男人殺敵上前線，婦女挑起生產重擔，又紡織來又下田；另一方麵，在沒有紡織基礎的地區，派許多幹部下去開辦訓練班，教當地婦女學會紡線、織布。產棉區是這樣，不產棉而養羊的，學會用羊毛紡粗毛線。當然，婦女幹部們自己首先要學會，然後再下鄉辦班，培養技術骨幹，骨幹再教群眾，一層帶一層。
我從小就沒有學過紡線織布，開始也不會做。可是我們是婦聯的領導幹部，必須要起模範帶頭作用。於是我們虛心地學，一有空兒就盤腿坐在紡車前練。邊區婦聯宣傳部長趙烽同誌是奔向延安的知識分子，能寫會講，工作做得很好，可學起紡線來卻很費勁，連腿也盤不圓。坐一會兒就腰酸腿疼，站不起來，兩隻手配合不好，這邊搖，那邊不出線，急得滿頭大汗。可是，大家像對待打仗和在敵後工作一樣，把紡線作為嚴肅的政治任務，克服種種困難，硬是都成了紡線能手。我還能紡出又細又勻、在機械縫衣機上用的細線呢。
除了完成紡線任務，我們還學習織毛衣。那時有個小柳條筐，裏麵放著邊區自己生產的毛線和織針，每天隨身帶著，走到哪裏織到哪裏。時間一長熟練了，不用眼看也能很快地織。沒用多長時間，就超額完成了原定的一石三鬥小米的任務（當時紡的線和織的毛衣都是以折合成小米為指標而統計的）。這件事還在《解放日報》上報道過。區夢覺同誌用邊區自紡的羊毛線織了套毛衣、毛褲，周恩來同誌把它送給了宋慶齡，孫夫人非常高興和感動。
由於婦女幹部帶頭，宣傳、動員、組織、培訓等各項工作都做得既轟轟烈烈，又實實在在。所以，邊區的婦女們，從城鎮到農村，從領導到群眾，從幹部到家屬，從七八十歲的老婆婆到七八歲的女娃娃，都卷進了紡織運動的熱潮。如綏德地區從事紡織的婦女就有8500多人，年產紗94萬斤，織布73萬匹。延安所屬各地發展也很快。連基礎差的隴東、三邊、關中一些地方，也有了很大發展，僅三邊地區半年裏紡婦就增加了六倍。全邊區有16萬婦女在紡紗，6萬婦女在織布。1944年，邊區生產棉花368斤，年產土布11萬大匹，大大提高了穿衣自給的程度。
三
邊區大生產運動中，群眾熱情高漲地投入，建立了豐功偉績。而機關和留守部隊則更是熱火朝天，抓緊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在敵人封鎖下，創造了自力更生的奇跡。
那時，邊區政府不僅號召幹部、家屬、教職員、學生等各類人員投身大生產運動，還給每人每年都規定了具體的生產任務。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周恩來副主席、任弼時同誌等黨中央領導同誌也都帶頭生產。領袖們在百忙中抽時間開荒、紡線，極大地鼓舞了邊區軍民生產自救、戰勝困難的信心和熱情。各種勞動競賽、挑戰應戰活動此起彼伏，那股子火熱的勁頭，現在想起來還感到渾身發熱。
記得在棗園舉行的中央機關、警衛戰士和周圍群眾的紡織比賽中，周恩來、任弼時同誌都被評為“紡織能手”，對我們所有的人都形成了很強大的鞭策力量。
在楊家嶺的生產節約會上，蔡暢、區夢覺等中央婦委的領導同誌上台講話保證完成自己的生產任務，還帶頭發起競賽，向我們邊區政府機關、中央黨校的女同誌提出挑戰，我們是應戰者，立刻就緊張地幹起來，有時真是通宵達旦。
那時影響較大的，就要說是“陳敏運動”了。陳敏是三五九旅的一位女同誌，她帶著兩個孩子，大的兩歲，小的才八個月。除領導做軍鞋的工作外，她還主動參加農業生產，並擠時間紡線。1943年，她靠種地、紡線，解決了自己和孩子當年的吃飯穿衣問題。1944年，她一個人一年光是紡線就有75斤，被評為“特等勞動模範”。想想看，照顧、喂養兩個那麼小的孩子，領導做軍鞋工作，已經就很不容易了，還能付出那麼多的勞動，獲取那麼多收獲，該需要多麼堅定的信念、需要多麼頑強的意誌啊！
陳敏的事跡在邊區婦女中產生了強烈反響。1944年，西北局常委發出通知，要求在邊區所有機關、學校、部隊，號召並組織婦女幹部和家屬積極參加生產節約運動，向陳敏同誌學習，展開“陳敏運動”。邊區抗聯（即根據黨中央“精兵簡政”的指示，西北局於1942年8月決定將邊區總工會、婦聯、青年救國會三個群眾團體合並而成的“邊區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延安第一保育院和楊家嶺、南泥灣的女同誌、家屬們紛紛向陳敏提出競賽。在開展“陳敏運動”的動員大會上，王震同誌代表三五九旅女同誌向邊區各機關幹部提出了挑戰，我立即代表抗聯全體幹部和家屬、全體女同誌上台應戰。口號聲、掌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群眾情緒極其振奮，氣氛非常熱烈。更重要的是，真正迅速地形成了一個你追我趕、轟轟烈烈的生產高潮。它極大鼓舞了邊區軍民，硬是在敵人封鎖的艱苦條件下，自力更生，基本解決了邊區的吃飯穿衣問題。還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為戰勝敵人、戰勝困難奠定了基礎，表現了黨、軍隊和人民大無畏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