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3日，中秋節前夕，徐悲鴻擔任第二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執行主席，親自主持會議。許多文化名流學者彙聚一堂，周恩來總理也親臨現場。當天的工作與交流活動讓徐悲鴻十分興奮，他從早忙到晚，沒有顧上歇一口氣。就在當晚，他再次突發腦溢血，被送往全國最好的北京醫院搶救。還在家裏準備著中秋節飯菜的廖靜文一聽到消息立刻趕到丈夫身邊，“我到的時候，悲鴻問了我一句話，說孩子為什麼沒有來？他最惦記這兩個小孩，兒子差一天滿7歲，女兒5歲半。所以他問孩子為什麼沒有來？還用手比就是要寫遺囑。當時急救站的人跟我講，他們聽了徐悲鴻的心髒，沒有問題，摸了他的脈搏也正常，呼吸也正常，說沒有危險，你讓他休息，不要寫。我就讓他休息，沒有讓他寫。當時的北京醫院是最好的幹部醫院，因為有蘇聯專家，1949年以後中國各個領域都請了很多專家，醫學領域也請了蘇聯專家，北京醫院就有。其實回頭看，剛解放的時候，一切向蘇聯學習，中央美術學院也請蘇聯專家。那醫院也一樣，把徐悲鴻送進醫院，不是請中國醫生看，而是派車去郊外友誼賓館接蘇聯專家來看。當時不讓我進病房，這是醫院規定的，家屬不能進病房，要經過醫生確診以後，我在外麵等了半個小時，也不讓我進去。我當然很著急，後來我也不管他們，就自己跑進去了。跑進去看見一個蘇聯大夫，叫悲鴻張開嘴看嗓子，檢查嗓子喉嚨。我就跟他講，我就說，‘專家，他沒有別的毛病，你不要檢查了，你趕快急救，他是腦溢血，他別的病都沒有。’他當然聽不懂我的話，翻譯翻給他聽，當時的蘇聯專家都很驕傲，他聽了以後，就很不禮貌地對我說，治病是我的事，你不用管。就這麼一耽誤，我進去不久，悲鴻就惡心要吐了，悲鴻指著一個臉盆叫我拿臉盆給他，他這時候還很清醒，我拿臉盆給他，他就使勁地吐了。一吐以後，他就昏迷了，不知道了。因為吐會使破了的血管出血更多，要搶救就很困難了。當時是大形勢，隻認蘇聯專家，蘇聯什麼專家水平都比中國的好。連我也是這樣跟潮流，認為悲鴻送到那個北京醫院一定是最好的大夫看。所以他死了以後，我一直後悔，不斷地譴責自己。很多年以後，直到今天，我還是想不通，他不應該在58歲就死，連我都活到88歲了，也沒有經蘇聯專家看過病。”
說到這裏，我們攝製組對廖靜文女士的采訪已經持續了四個多小時，見她說到悲傷處，情緒難以平複，我們急忙讓攝像師停下來，請88歲高齡的廖女士先休息一會兒。眼前這位從19歲便陪伴在徐悲鴻身邊的女性，丈夫的英年早逝對她情感上的打擊可想而知。然而，她卻在徐悲鴻去世後用自己的一生守護著他的作品和遺願，守護著他們的愛情，那份堅韌與執著怎不叫人心生敬佩。如果沒有她，也許徐悲鴻的很多作品流傳不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期間，徐悲鴻紀念館也曾遭到紅衛兵的襲擊和破壞。正是這位帶著兩個幼子的弱女子懇求周恩來出麵，派人將包括《愚公移山》等徐悲鴻的重要畫作轉移到故宮博物院藏起來，才保全了大部分珍貴的原作躲過了“文革”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