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年輕氣盛的徐伯陽並不知道，父親徐悲鴻在廣西有家不能歸的時候，曾無數次提筆畫下遠方的兒女，以寄托自己的思念。
一轉眼，三年過去了，他路經北平，與父親重逢，看到了父親在新的家庭中簡樸而幸福地生活著，十分欣慰。隨後，他回到南京看望生母蔣碧微。孩子總算從戰場上平安歸來，母親親自到車站相迎，心裏一定也是五味雜陳。可是不久，徐伯陽寫信給父親，表示想到北平來，不願在南京住下去。徐悲鴻立即彙去旅費，並鼓勵徐伯陽發奮學習。
徐伯陽到北平後，經過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北平藝專美術係。一年後，因為發現自己對音樂更感興趣，便轉入中央音樂學院理論作曲係學習，後來成為了一名音樂家。他從此再沒能有機會與後來去了台灣的生母蔣碧微見麵。
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另一個孩子徐靜斐，小名麗麗，當時還在南京念高中。哥哥到北平讀書，讓她也十分向往，常常寫信給父親，表達自己盼望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願望。
攝製組這次在合肥采訪了已年屆82歲高齡的徐靜斐女士。她說：“後來我考了金陵女子大學，考的醫藥科，我母親不同意我學醫，找了個外國教師把我轉到外語係。轉到外語係呢，我也不感興趣。後來，我就跟著同學們遊行示威，參加學生運動，跟地下黨來往頻繁。當時，地下黨有個外圍組織，是學生讀書會。我在讀書會看了不少解放區的書，我每天都看，後來我寫了一篇批判國民黨政要張道藩的文章發表在校刊上，回去就被母親和張道藩像審犯人一樣審我，說你這篇文章肯定是共黨分子支持你寫的，你隻要交出那個共黨分子我們就不追究，你要不交出來那我們一定要追究。我說哪個也沒支持我，我自己要寫的，你們怎麼追究，你追究我就行。後來我媽媽說既然你那麼恨張道藩，你就沒有必要待在這個家裏了。我說早就不想待在這個家裏了。此後，他們就給我辦了休學手續，把我從南京帶到上海，告訴我叔叔一定要把我管住，不許我跟外麵人接觸。”
“我臨走的時候跟地下黨說這個家我待不下去了，無論如何你們要送我到解放區。他們對我說，你放心，我們會跟你聯係的。到了上海以後，1949年的元月初，我們二年級的地下黨支部書記派人到上海找到我，他說有一批人馬上要去解放區，你去不去，我說堅決去，他說那你就趕快跟我們走。到了解放區以後，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那時，我父親聽說我不見了，急得要命，說麗麗不見了，我繼母說你別急，麗麗思想進步，我保證她一定去了解放區。後來我從解放區給他寫了信說我到了解放區參軍了，我父親高興得不得了，見人就說‘麗麗參加革命了，麗麗參加革命了！’，給我寫了好多信。”
就像當年自己的大哥一樣，徐靜斐也與那個破碎的家不辭而別，從此，再沒有見過母親。
蔣碧微去了台灣後，於1958年底離開了張道藩，此後直到她1978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整整20年獨自一人生活。她在晚年寫下回憶錄《我與悲鴻》平靜詳實地敘述了她與徐悲鴻從相識、相知、相戀到分手的心路曆程，轟動台灣，被譽為“中國第一部女性自傳”。她與徐悲鴻的愛情、恩怨不禁令人唏噓感歎。但人生就是如此，它遠比小說戲劇更為真實和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