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擔任中國畫研究院院長的劉勃舒是徐悲鴻的關門弟子，他給我們講述了自己早年與徐悲鴻結緣的故事。
那是在1946年，劉勃舒老師還是一個11歲的少年，在江西南昌實驗小學讀四年級。喜歡畫畫的他因為無意間看到了徐悲鴻的一本畫冊，愛不釋手，於是，鼓起勇氣給當時赫赫有名的北平藝專校長、大畫家徐悲鴻寫信，說自己很喜歡畫馬，請先生予以指點。沒想到，徐悲鴻給這個素不相識的小學生熱情地回了一封信，這封信竟然影響了這位11歲孩子的一生。
我們的攝製組在采訪劉勃舒老師時，已年屆76歲的他，對兒時這段往事依然記憶猶新：“我父親是教音樂的，另外還有個美術老師專門教我畫畫，我畫了很多畫，也隻是臨摹。我沒有錢，跑到中華書店去，有徐先生的印刷品，藍皮的，那時候的畫冊，是那種宣紙印出來的書，外邊用白線裝幀。我天天在那臨，臨完以後，就莫名其妙地往徐先生那裏寄了，來來往往寄了八封。”現在，這八封信都珍藏在北京新街口的徐悲鴻紀念館，信中徐悲鴻寫道：
勃書小弟弟：
你的信及作品使我感動。我的學生很多，乃又在數千裏外，得一穎異之小學生，真是喜出望外。學畫最好以造化為師，故畫馬必以馬為師，畫雞必以雞為師。細察其狀貌、動作、神態、務扼其要，不尚瑣細（如細寫羽毛等末節），最簡單的學法是用鉛筆或炭條對鏡自寫，務極神似，以及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因寫像最難，此須在幼年發揮本能，其餘一切自可迎刃而解。
如此親切的稱謂，如此耐心的回複，每一句都寄托著這位大師對新生一代的殷殷期望。他把自己早年學畫的切身體會和經驗之談，傾囊相授，還給劉勃舒寄去了許多畫作圖片。劉勃舒告訴我們：“他的圖解相當好。信的後麵有很長一段，說我希望你到北平來念書，但是不要以我為師，以自然為師，也不要因為你初中有點成就驕傲自滿，要立誌做第一流的大畫家。”
後來，劉勃舒果然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並終於成為了一名優秀的畫家，一位堪稱徐悲鴻之後最擅長畫馬的大家。
就在劉勃舒給徐悲鴻寫信那一年的9月28日，徐悲鴻與廖靜文的第一個孩子徐慶平出生了。51歲的徐悲鴻喜得貴子，滿心歡喜。這年年底，全家人又從小椿樹胡同9號那座舊四合院搬入了東受祿街的新居。1947年11月，在這個居所，廖靜文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徐芳芳。兒女雙全、夫妻恩愛，即便內戰硝煙四起，北平的“倒徐運動”頻頻騷擾，家卻是徐悲鴻堅實的後盾。他曾在給兒子徐慶平的周歲紀念冊上寫道：“你在這不愉快的年頭出世，但你給我和你母親的愉快已一年了，但願你常使我們愉快，不令我們煩惱。”
也是在這一年，徐悲鴻與蔣碧微所生的大兒子徐伯陽從東北複員，在回南京母親那裏之前，途經北平。轉眼之間，這個小時候曾無數次被畫入父親素描和速寫作品中的孩子已經20歲了，正值青春勃發的年紀。
1944年，徐伯陽隨徐悲鴻和廖靜文去青城山寫生，寄住在華西前壩郭有守家中，因種種機緣，巧遇遠征軍征兵。徐伯陽曾在蔣碧微所著《我與悲鴻》的書後寫下自述文章，說當年他一聽說遠征軍是“全副美式裝備”，立即聯想到那些描寫太平洋戰爭的美國電影的場麵，“再由於自己長期生活在破碎的家庭中，得不到父愛也得不到母愛，又趕上那時日本鬼子大舉進攻華南……想起我們一家原來住在南京傅厚崗6號那座名為‘危巢’的花園洋房中，多麼幸福，是可恨的日本鬼子把我們趕到了重慶。”於是，年僅17歲的他毫不猶豫的報名參軍。當時，郭有守和遠在重慶的張道藩都曾試圖勸阻，但徐伯陽還是坐著陳納德飛虎隊的運輸機，穿過世界上最危險的空中走廊——“駝峰航道”，隨軍遠赴雲南昆明。他在自述中寫道：“我對自己在一個破碎家庭中長大的痛苦滋味已經忍無可忍了，我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得不到雙親的關愛，我活著也是活受罪，還不如走上戰場，打日本鬼子，真的犧牲了，那也是為國捐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