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期間，徐悲鴻還留下了自己著名的人物肖像畫《泰戈爾像》，這幅作品充分體現出了徐悲鴻在人物畫領域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中國美術館研究員劉曦林說：“《泰戈爾像》，其白描的力度和線的力度被他強化得比《愚公移山》和《九方皋》還要好。也就是說他重複地肯定和認識到了任伯年的偉大。任伯年作為清朝末年的一個人物畫大家，他的線條深刻影響了徐悲鴻，徐悲鴻又把素描的那一些對形體的塑造、結構的認識融合到中國畫裏邊去。《泰戈爾像》還有背景的襯托，它用深色背景、山林背景來襯托人物肖像，而中國古代肖像畫不是這樣做的，它可以有山河的背景，但不是像這樣用調子的對比來襯托的，徐悲鴻用深色來襯出淺色。他的成功之處就是堅守了中國畫最本源的造型原則，又適度地吸收了西洋繪畫的一些造型因素、光影因素、結構因素，這點很成功。”
1941年，徐悲鴻告別與自己甚為投緣的泰戈爾，離開印度。他先後在馬來西亞的檳城、怡保、吉隆坡等地舉辦賑災募捐畫展。在經過怡保時，一位朋友盛情邀請他留宿家中。大畫家一到，主人便拿出筆墨紙硯。徐慶平告訴我們：“我父親管這種場合叫綁票。那麼他肯定是出於某種原因必須給這個朋友畫，他當時畫了，使用的是新紙，而他從來不用新紙，都是使用舊紙。從來不用墨汁，更不用隔夜的墨。但是這一次，隻有隔夜殘墨，用的又是新紙，所以他專門在畫上把它記下來了，說‘隔夜殘墨，用是新紙，頗得意外之效，視可喜也’。”
這幅意外之作就是徐悲鴻的名作《牧牛圖》。
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多次畫牧童與牛，實際上正是在表達對和平的渴望和對童年生活的美好記憶。徐悲鴻作畫從不用新紙和宿墨，他的新紙往往要在櫃中放幾年再用，畫完畫如剩墨較多，他會以大號毛筆書寫對聯，將墨用完，盡量不浪費。徐慶平繼續回憶他在研究父親作品時的發現：“這次作畫用的是從來不用的最難用的工具，最不出效果的討厭的東西，可是出了特別的效果。他畫了一頭牛，牛的毛是很粗糙的，他這個拉不開筆的墨正好表現那個牛，正合適，它是意外之效果，所以他沒想到。畫的那個人很簡單就勾了一條線，他沒有發揮水墨的功能，那發揮不了，那一畫出來肯定難看得要命，你看得出來是用那個隔夜墨勾的，但是那張畫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真的很奇特。”
原來，徐悲鴻通常會根據畫作的需要，確定用什麼筆。而他一般都用比較硬一點的筆，但是渲染的時候，要表現這個墨的那種酣暢的時候，徐悲鴻便用羊毫製的筆。如今身在海外，因條件所限，在使用自己不熟悉的作畫工具的情況下，他憑借豐富的用水用墨經驗，將令毛筆呆滯的宿墨用於畫粗糙的牛身、牛尾和牛角，突出了質感。偶得佳作，徐悲鴻自是歡喜。徐慶平還發現此畫的左上角有一個印，印上頭有四個字，“這四個字我沒認出來，確實太難認了，它不規範，不是規範的字，他又加了自己很多創造進去，我找了很多人來幫著認這個字，最後找了一個了不起的中國古文字學家，他的筆名叫大康，是我們首都師範大學的教授，一輩子研究古文字。他把這四個字看出了，‘腐朽神奇’。這張畫是用最差的材料，但是化腐朽為神奇，達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據徐慶平介紹，在徐悲鴻的作品中他看到的僅此一幅畫作上使用了“腐朽神奇”這一方印章。然而，在那戰亂之中，一個畫家能以單薄身軀團結南洋如此之多的華人，為抗戰不知捐助了多少資金。赤子之心，當以綿薄之力報國，從這一點來看，徐悲鴻手中一支畫筆不知幻化了多少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