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多慈，就是與旅歐期間的徐悲鴻一直保持通信的那個人。這位江南才女，性格溫婉，19歲那年考取了中央大學藝術係，師從徐悲鴻學畫。她剛一開始作畫，就得到老師的賞識。
徐悲鴻向妻子坦言他與這位女學生的交往，蔣碧微聽後如同五雷轟頂。雖然徐悲鴻聲稱自己並不想和誰離婚，和誰結婚，隻是看重孫多慈的才華，想好好栽培她、引導她，使她成為有用之才。蔣碧微還是無法接受，從此開始了對丈夫更多的猜忌。
就在赴歐洲舉辦中國書畫展之前，蔣碧微曾命傭人將他們南京新居中新栽的楓樹苗全部連根拔起做炊火之用，起因也是孫多慈。被燒掉的楓樹苗是孫多慈特意買來，為祝賀師長新畫室建成用來裝點庭院的。徐悲鴻從此將畫室命名為“無楓堂”，並刻下了一枚“無楓堂”印章，足見他對蔣碧微燒樹苗這一舉動是多麼的耿耿於懷。
漸漸，師生戀的傳聞開始鬧得滿城風雨。這不僅讓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徐悲鴻夫婦的關係更加惡化，也讓年輕的孫多慈飽受非議與委屈。外界的壓力反而讓徐悲鴻與孫多慈走得更近。終於有一天，徐悲鴻給蔣碧微寄去一封信：“吾人之結合，全憑於愛；今愛已無存，相處亦不可能。”
藝術家徐悲鴻不會撒謊，在藝術上“求真”，在情感上亦是如此。他離開南京，離開了被他命名為“危巢”的家，前往廣西。他隨身帶著一顆紅豆和一張繡著“慈悲”二字的手帕。這都是孫多慈寄給他的，她取徐悲鴻的悲和自己名字中的慈，合在一起正好是“大慈大悲”。
才女孫多慈，在如花的年紀，本有著光明的未來和眾多的追求者，但她卻無論如何也沒想到自己會闖入大畫家徐悲鴻的感情世界，並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一生也逃脫不出這段情感陰影。
就在此時，抗日戰爭爆發了，通信、交通都變得十分困難。
徐悲鴻首先回南京想接妻兒去廣西避難，卻遭到蔣碧微的拒絕。他並不知道，與自己已經感情破裂的妻子，正被另一個男人，國民黨政府要員張道藩護送，前往重慶。
1937年11月，徐悲鴻也來到重慶，試圖在戰亂之中與蔣碧微修複感情，卻不料吃了閉門羹。蔣碧微在書中回憶道，徐悲鴻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間痛苦起來，抽抽搐搐地說：“記得在南京大轟炸的時候，我們一道躲在防空壕裏，我想我們還是不要再鬧了，時局已經糟到這步田地，再鬧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呢？”可是，徐悲鴻萬萬沒有想到，心已死的蔣碧微竟然表現得極為冷漠，隻跟他談每月交出薪水一半作為生活費的事兒，不願與徐悲鴻重修舊好。一個知識女性自有她的驕傲，此時的蔣碧微對徐悲鴻已經再也生發不出當年少女時的愛戀，經過歲月的磨蝕和婚姻暗礁的衝撞，他們的感情徹底地走向了破裂。也許兩個原本就誌不同道不合的男女走到一起，這樣的結局在所難免，但是對於一個內心柔軟、敏感重情的藝術家而言，蔣碧微的冷漠還是讓徐悲鴻痛苦不堪。他曾在給友人郭有守的信中這樣寫道：“弟家庭之變，早至無可挽救，且分離日久，彼此痛癢不複相關。今幸碧微振起奮鬥，力謀自立，又蒙諸至友如兄等扶持，有所工作，亦足以慰藉其痛苦之心靈。弟精神日疲，不能自存，而責任加重，命運偃蹇，日暮窮途。”
既然蔣碧微拒絕和解，徐悲鴻也不再強求，當即收拾衣物從重慶的家搬到中大宿舍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