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徐悲鴻一家移居南京之後，搬了兩次家，生活很不安定，大兒子徐伯陽才一歲多，蔣碧微又懷上了女兒徐靜斐。他們從石婆婆巷搬到丹鳳街的中大宿舍，苦熬了兩三年，終於在1932年搬進了位於傅厚崗6號的新居。
這幢西式的兩層小樓擁有花園和陽台，兩株枝繁葉茂的大白楊樹遮擋著徐悲鴻畫室西曬的陽光，環境十分愜意。如今，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變遷，這幢小樓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從這個花園別墅式的小洋樓裏，人們依然能夠感受到它曾經的海派優雅與歐式情調。
在一張當年拍攝的照片中，小院落裏高朋滿座。
據說，由女主人蔣碧微組織的文化沙龍和名流派對讓徐家公館一度聞名於南京的上流社會。
徐悲鴻卻給這個新家冠名為“危巢”，意為“居安思危”。他對蔣碧微在這座“危巢”裏安排的各種社交活動絲毫不感興趣，常常早出晚歸，甚至滯留在中央大學一心作畫，不回家。夫妻倆的關係貌合神離。
今天的南京東南大學是當年國立中央大學舊址的一部分。校園內的體育館是一座老式建築，1949年前的風貌還一直保留著。而在20世紀30年代，這裏曾是中央大學美術係的繪畫教室，徐悲鴻授課的畫室也在這裏。
在徐悲鴻的一生中，除了進行藝術創作之外，他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美術教育事業。他是個社會活動家，而他參加的社會活動也大多與美術教育和藝術理論探索相關。為了推行自己的藝術主張，徐悲鴻一直不遺餘力地發掘人才，並予以栽培提攜。
徐悲鴻生前有不少照片都是與學生們在一起合影的。有一張拍攝於1933年5月的巴黎，鏡頭中都是由他舉薦選送到法國的留學生，其中不乏日後成為一代大家的藝術大師。王臨乙、呂斯百、艾中信等，這些在中國當代美術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徐悲鴻親自挑選培養，並舉薦選送到法國留學的高材生。
自1927年徐悲鴻結束歐洲的學業歸國，時隔六年，徐悲鴻再次出現在法國巴黎。這次，他不僅僅是前來看望這些學生，更重要的是，帶著一批優秀的中國藝術家作品來歐洲辦展覽。
1933年5月10日，“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在巴黎國立外國美術館開幕，展出了中國當代畫家作品300多幅，約有3萬人次前來參觀。大評論家加米勒莫克萊在《費加羅報》和《民族之友》等報刊發表了3篇評論，讚揚中國繪畫藝術。歐洲各大報紙也爭相報道此次畫展並發表評論文章。原計劃一個月的展期，由於觀眾太多，又延長了半個月。
徐悲鴻的《古柏》、齊白石的《棕樹》、張大千的《荷花》等12幅中國近代佳作被法國政府收藏。自這次畫展之後，巴黎國立外國美術館特辟了一間中國畫陳列室。
當時處於戰亂中的中國，國力孱弱，無暇顧及中國藝術品在國際上的地位。但這一次，徐悲鴻帶去的作品征服了西方世界，歐洲觀眾第一次如此集中地領略了中國畫的魅力。緊接著，徐悲鴻又接到了比利時、德國、英國、意大利、蘇聯等國的邀請，於是他將所帶去的中國畫家的作品悉數送往上述各國展覽。幾乎每到一處，都掀起一陣中國藝術的旋風，受到公眾熱烈的讚譽。徐悲鴻就是這樣不遺餘力地在中西文化的長河間擺渡。
他的名字，開始頻繁出現於當時的各大報刊上。名教授、大畫家、把中國美術介紹到歐洲的先驅……然而，所有這些溢美之詞和耀眼的光環卻無法囊括徐悲鴻當時生活的全部，也無法阻止現實生活中暗流湧動的危機。
就在巡回展期間，蔣碧微無意中發現徐悲鴻原來一直在和一個她最不想見到的人保持著通信，為此，夫妻二人又是一番爭吵。
原來，徐悲鴻曾向蔣碧微坦言，他因為愛才，專為一位名叫孫多慈的女學生額外輔導，還帶她到畫室參觀，為她畫像。有一天，這個年輕的姑娘跟徐悲鴻聊起自己的身世，說到自己的父親原是孫傳芳的秘書，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孫傳芳的軍隊兵敗，她的父親曾被關進監獄，一家人終日生活在不安與惶恐之中。聽到此，徐悲鴻頓生憐憫，不禁為這位才華橫溢的女學生擔憂，對她說：“無論如何，現在有一個人在關心你！”說著，輕輕吻了吻她的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