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當時的國民政府在上海舉辦了“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就在對這次美展盛況的讚頌不絕於耳之時，一封批評信卻寄到了《美展彙刊》編輯部。此刊主編是一代文化名流徐誌摩，他絲毫不敢怠慢，因為投寄批評信的不是別人，正是在美術界如日中天的畫家徐悲鴻。
原本，徐悲鴻是與王一亭、林風眠、劉海粟、徐誌摩等七人一同被推為總務會常務委員，但徐悲鴻認為美展有可能被形式主義畫派所操縱，拒絕參加展出，以示抗議。
他在信中毫不客氣地寫道：“在我徐悲鴻個人，卻將披發入山。不願再見此類卑鄙昏聵黑暗墮落也。”他這是在嚴厲批評政府花費巨資購買一些在他看來毫無價值的西方畫作，將之比作嗎啡海洛因。
“無恥之作”、“卑鄙昏聵”、“黑暗墮落”，對西方現代派藝術的怒斥竟然出自曾留洋多年的徐悲鴻之口，這引起了留英歸國的徐誌摩的“困惑”。在他看來，徐悲鴻的觀點太過於老氣橫秋、意氣用事，不應將正風行於歐洲的現代藝術流派，批得如此一無是處。於是挑燈夜戰，寫成批徐長文《我也“惑”》，一同發表於《美展彙刊》第五期上。
徐悲鴻見狀，哪肯示弱，又寫了一篇《惑之不解》，堅持自己的觀點。
當時的西方藝術正處於流派多樣的繁盛時期，而中國則處於古典文化停滯的階段，需要靠急速西化和現代化的推進來改變現狀。徐悲鴻與徐誌摩在選擇對西方的文學藝術進行學習與探究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隻是在究竟是選擇古典寫實藝術，還是選擇現代派藝術這兩個方向上，產生了分歧。
徐悲鴻在中國畫改良方麵屬於前衛派，主張將西洋繪畫和中國畫相融合，借鑒西洋畫，改良和複興中國畫。但他所選擇的寫實主義在西方來講，卻已經算是傳統派了。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有人常常批評徐悲鴻的激進阻礙了中國現當代藝術的發展。
然而，客觀地講，從當時世界整個的文化背景來分析，早在徐悲鴻留學歐洲之前，現實主義思潮已經興起。徐誌摩曾說，不論從新詩的創作還是藝術評論方麵，他都讚同西方的普遍共識，那就是學院派的寫實主義繪畫已經過時了。
可徐悲鴻卻看到在西方已經過時的東西卻正應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需求，甚至中國的各階層頭麵人物也要求用寫實主義手法來表達中國現實，反映中國曆史。當山河破碎的祖國麵對日軍的侵略，自己的同胞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作為畫家，曾經看過不下300多幅塞尚作品的徐悲鴻，不相信那些花哨抽象，令人迷惑不解的形式主義作品能夠給苦難中的人民帶來任何勇氣和力量。
徐悲鴻公開提倡寫實主義就是要正視現實，直麵人生。而直麵人生恰恰是他所一直推崇的求真。當時以真為美，以心為美，也正是“五四”精神帶來的思潮。
徐悲鴻一生都在“求真”，而且並不隻是口頭上說說，他一直在用行動和創作實踐著自己的藝術主張。
1931年，徐悲鴻又用寫實主義手法創作了國畫《九方皋》，開始試圖在題材和技法上改良當時中國畫界的頹風。
一生致力於傳承和研究父親作品的徐慶平在采訪中給我們講了很多生動的故事，都是徐悲鴻名作所繪的曆史故事背景，可謂繪聲繪色。
“九方皋是傳說中伯樂的好朋友。這幅作品借用了古代一個有趣的故事：伯樂到晚年的時候，有一次為春秋時期負有盛名的君王秦穆公相馬。秦穆公對伯樂說：‘你的歲數大了，你的兒子、孫子裏麵有沒有具備相馬才能的人呢？把他介紹給我吧。’伯樂說：‘我的子孫都能相馬，但他們隻能夠看出馬的好壞，而看不出千裏馬來，他們還不會識別千裏馬，因為沒到那個水平。但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人，我的一個朋友，名叫九方皋。九方是複姓，他姓九方，叫皋。’秦穆公說：‘好，那就請他來幫我挑一匹千裏馬吧。’於是，伯樂就讓九方皋去找馬，找了三個月，找回來一匹黑馬。這馬似乎也通人性，它見到九方皋仿佛見到了一個知己，抬起頭來仰天長嘯，馬蹄子也歡騰的跳躍，活力十足。九方皋不動聲色，非常專注的將這匹馬上下打量，胸有成竹。他前去稟報，說自己找到了一匹天下最好的馬。秦穆公問：‘你找到的是匹什麼顏色的馬？’‘找到一匹黃馬。’‘公的母的啊？’‘母的。’可待國王派人把馬牽來，卻看到一匹黑色的公馬。秦穆公大怒，便責怪伯樂：‘你介紹的是個什麼有能耐的人？給我相馬，結果連皮毛的顏色，公的母的都搞不清楚，他還相什麼馬？’伯樂聽後，不但沒有沮喪，反倒說：‘這恰恰說明九方皋的本領不在我之下，隻在我之上啊。’原來九方皋相馬是由內而望其外。他所在意的都是馬匹內在的東西，而不光是看外表的皮毛，也不注重是公的還是母的，他就隻關注這匹馬內在的精華部分。見其精而望其粗，他看到都是需要看的，至於一般人看的東西他都不看，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