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來西亞居住多年後，從2008年走遊了菲律賓和蘇門答臘的北部的亞齊後，才豁然發現馬來人的世界已經遠遠超過了平時我感覺到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範圍。而海外的70%以上的華僑也是和馬來人生活在一起的。
我又是馬來西亞DMDI（世界馬來人和伊斯蘭協會）的常任理事，主席是馬六甲州州長，九屆常年大會上也結識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馬來人，數量較多的是南非開普敦（好望角）的馬來人社會。據說有十多萬人，還有馬達加斯加、斯裏蘭卡和英倫半島的，看來馬來人也和華人一樣，哪裏有海水哪裏都有馬來人。這說明，生活以海水為鄰的馬來人在古代時候也有遠大抱負，通過海路走遍世界各地。
後來在我的第一部英文書《A Glance At Chinese Muslims》出版後，在吉隆坡拜會當時的外交部長阿布杜拉·巴達威（後又升為馬來西亞總理）。在會見時，他跟我親口講，他的母親也是來自中國海南的回族。以後讀到東南亞的一些資料，知道越南南部海港城市占城，由於毗鄰馬來群島，曾在一個時期成立了“占城伊斯蘭國”，後由於與交趾（古安南國）交戰，被安南所滅，相當一部分人逃離到了今柬埔寨的洞薩裏湖，是柬國境內最大的穆斯林社群。後來我幾乎每年在馬六甲遇到這些柬埔寨馬來人，幾乎都講一些馬來話。從地理上講，柬國又與馬來西亞相隔甚遠，他們會講馬來話，看來其祖先應是如史書上所寫的占城馬來人。在波爾布特統治時期，大量被迫害的柬國馬來人通過海路或陸路從泰國逃回馬來西亞。從占城的曆史看，也有另一部分人，通過海路從東北方麵逃離，流落在了現代的海南島上，包括三亞、海口、儋州和萬州等，後來大多聚居在三亞市。《宋史》第四百八十六卷：“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占城人蒲羅遏率族百人，避國難，移往海南島之儋州”。道光《崖州誌》也記載：“宋元間因亂挈家泛舟而來，散泊海岸（大蛋港、酸梅鋪海岸），謂之番邦、番浦，後聚所三亞裏番村。”《瓊州府誌》卷之記載：“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間，因亂挈家泛舟而來，散泊海岸，謂之番邦，番埔。今編戶入所三亞，皆共種類也。”還有，在清朝乾隆年間（1782年5月）發生了一起有名的“海富潤攜帶經書案事件”，在這一案中，海南回民海富潤前往陝西、武漢等地學習經文後，五月攜帶朋友、老師贈送的經書返瓊，在廣西桂林時，被當地軍人查獲，廣西巡撫朱棣認為攜帶經書違法，便“據情上奏”，並將海富潤以及武漢、陝西、廣西等地師友一並拘押。後來上報到乾隆皇帝，乾隆對此事件的處理就非常公道，他下奏：“毋庸辦理，殊屬過當”。七月把巡撫朱棣交部查辦，這就免除了以文招禍，安定了民心。無論如何這也使海南島內回民坐立不安。海富潤家住在崖州（即現在的回新村），因多次受到嚴格搜查，海富潤全家老小，除海富潤本人外全部移居海外。據傳述，當時有500多人因此事發生而移居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家和香港、澳門地區。馬來西亞檳城目前約有1000多名海南三亞回族僑民，包括前文說的馬來西亞總理的外祖父哈桑·哈本章·哈吉也是三亞回族僑民。日本金關大夫20世紀40年代所寫的《三亞街的回教徒》一書中記載：“日本登陸海南前，三亞回民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波斯、阿拉伯一帶有所往來……華僑也不少，多數僑居新加坡。”據估計，目前居海外的三亞回族僑民有1萬多人。
從史料和海外知道了這些曆史後，我萌生了飛赴海南三亞探訪回鄉的願望。這個願望一直很迫切，雖然時程和工作都很忙。
2005年，我第一次到了海南三亞。三亞的回民主要居住在羊欄鎮的回新、回輝兩個村莊，現人口已近1萬，回民村距離飛機場不遠，當地朋友江青武曾在沙特留過學，現在在市政協工作，另一朋友海青曾在馬來西亞留過學，在他們的陪同下，去了這兩個村莊。這裏的回民都很熱情，長相和馬來人並無多大區別。平時多嚼含檳榔，與東南亞的馬來人習慣很相同，也就是這個習俗。2008年12月，我第二次遊訪三亞市，也讓一同來的文萊國馬來人確實相信了在文萊的正北方中國的海南還有文化語言相通的同胞。
在訪三亞期間，我也專程去了膾炙人口的三亞旅遊勝地，“天涯”“海角”處，認識當地朋友，於是從後門進去，避開了高額的門票。使我吃驚的是，著名的“天涯”“海角”風景區，也有許多三亞回民在遊客區擺攤設點，生意很是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