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聞一生中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憶毛星》，發表在2004年8月9日的《人民日報》副刊上：
毛星同誌比我早到延安，他當時才十幾歲。兩年前病逝，更增加我知交半零落之痛感。
毛星同誌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和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他在病倒之前，長期研究文學藝術與其他意識形態的聯係與差別，自學的成就係統而紮實。他雖謙虛地說自己是美學的門外人，其實，他結合實際發揮了馬克思主義的美學思想。他著重探討的審美個性與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矛盾與衝突，對當前有誌於從事學術研究者的學習仍有啟迪作用。《毛星集》的編者白鴻同誌在序言裏談到一件往事，對他那嚴肅治學的個性很有代表性。當他有鑒於俄文版和英文版的中譯文有矛盾，而得到的回答卻是都沒有譯錯時，“認為閱讀馬列著作的譯文，如有問題最好找德文原版核對。他雖年事已高，還想學習德文。”僅此一件也可看出他為人的真誠與認真。
毛星同誌不隻努力學習與應用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也從不忽視學習與應用中國文藝傳統的精華。毛星同誌擁有不因表揚而自滿，不因誹謗而恐懼的傳統美德。他來北京不久，我首次到他的家裏，發現他那特殊的床——全是新版文史書籍壘成的，不隻因為住房褊狹，沒有顧上購置書架，也是他為開展研究工作在積極準備讀物。他的老伴支持他的工作，全家生活都很簡樸。
回顧我與他認識以來，覺得毛星同誌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很關心別的同誌的專業。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後，我先與華北文藝工作團到張家口，在東山坡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美術係任教。毛星同誌隨後也離開延安去東北解放區，經過張家口時在街頭買花生米，他發現小販所用的廢紙是日本出版的古希臘雕刻畫頁，便把尚未拆散的印刷品購到手，送到東山供我參考。他關心同誌已有的工作成績，也關心同誌未來的創作成果，這就是毛星做人的本色。
1950年我的第一本論文集《新藝術創作論》出版，友人對我說，這本書在當年沈陽新華書店占了一個向外的櫥窗，當作新出版的重點圖書推薦。我並不知道當年毛星同誌在新華書店沈陽分店擔任領導工作，現在想來，可能與他作為領導者有關。因為如果沒有知道內情的人，地方新華書店是不可能重點推薦文藝理論書籍的。但他對我從未提起過這件事。
我和毛星長期居住北京，但彼此都忙於崗位工作，見麵的機會不多，即使相見，也是擠時間交談我們都關心的文藝理論問題，很少有聊天的空閑。在會上發言和朋友交換閱稿意見，他都以對讀者有益為前提，知無不言，不作藏一手的保留。關於他個人的情況我隻記得他曾向我敘述從故鄉帶了幾本魯迅著作，單人徒步走向延安。在西安病倒於一個小旅店。病愈，接受房東資助他一點路費，假說回四川卻仍往陝北。如今我已耳聾眼瞎，欲想同毛星談天說地，不幸，他再也聽不到我的川音土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