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送審以後，王朝聞隨時準備進行再次修改。但是，出乎他的意料，領導對這件作品似乎十分滿意，竟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就讓其順利通過了。隨著《毛澤東選集》的大量發行，全國人民都熟悉了這一圓形側麵的領袖頭像。而且這次《毛澤東選集》封麵浮雕的大獲成功，讓王朝聞成了做領袖像的專業戶。後來，他還為斯大林和列寧創作了兩座浮雕像，分別被用在了1953年版的《斯大林文集》和1960年版的《列寧選集》的封麵上。
1951年，歌劇《劉胡蘭》通過對英雄人物內心的細致抒發，成功地表現了劉胡蘭多方麵的思想感情，塑造了英雄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音樂形象。公演之後，立即引起了社會的巨大反響。王朝聞為此特地撰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戲劇中細節描寫的一種傾向》。他在文中特地提到一個細節——鍘刀在鍘下來的時候，扮演劉胡蘭的演員雙腳向上一翹。這個不起眼的細節令王朝聞印象非常深刻，因此他在這篇短文中花了一定的篇幅，細致地談了一下他自己的觀賞感受。他認為，這一生理反應的細節即使反映了生活的真實，卻並不符合藝術反映生活應該具有單純化和完美性的要求，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藝術的含蓄美。王朝聞進一步指出，把自然形態的東西不必要地搬上戲劇舞台，是缺乏藝術提煉與加工的自然主義手法，因而王朝聞判定這種看似貼近生活的逼真描寫並不是優點，反而顯得有些美中不足。
一石激起千層浪，王朝聞的這一論斷立刻引起了一些相關學者的反對。何其芳同誌就是這些反對者當中的主要代表，他甚至還特地寫了一篇文章反駁王朝聞的觀點。王朝聞認真地看了何先生的文章之後，認為這裏麵的論爭雖然是關於藝術細節的，但是實質上卻已經觸碰到如何塑造英雄人物的問題。在一些同誌的鼓勵之下，王朝聞決定將這場討論繼續進行下去，因此，他再次寫下一篇短文，題為《如何處理英雄就義的情節》，發表在當時的《文藝報》上。王朝聞根據何其芳提出的批評，逐一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這篇文章特別指出，革命藝術對我們烈士在英勇就義時的一切表現，與殺害烈士示眾即恐嚇人民的卑劣動機相對立，應該強調恰能顯示英雄如何堅定的細節，而不強調屍體如何變化的細節。這場討論的雙方都是共產黨員評論家，因此討論雖然激烈，但完全是在平等自由的氣氛之下進行的，並不傷和氣。在針鋒相對的理論論爭之後，恰逢中國革命博物館提出要塑造劉胡蘭烈士的紀念像。因為有了相對豐富的理論積澱，王朝聞對這個消息十分感興趣。當即決定創作一尊劉胡蘭的雕像。他希望在藝術實踐中，對劉胡蘭這個光輝的革命形象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