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然指出，批評家的腰必須彎下來，我們必須學會讀“心”——作家的心、作品的心還有自己的心。對作品的輕蔑，必然帶來一種誤讀。戰略上高格調，戰術上低視角，彎下腰來甚至蹲下來我們才會發現作品的奇異。對作品熟視無睹或者是粗枝大葉，實際上就是對文學的一種無情，這已然等同於犯罪了。王春林所向往追求的理想批評狀態則是“心存善意的文本批評”，他認為，所謂“心存善意”，乃指在進行文學批評的過程中，批評者一定要真實地忠實於自己的閱讀感受、閱讀體驗，一定要盡可能感同身受地去體會作家的寫作甘苦，要以一種胡適所謂“了解之同情”的基本心態去麵對自己的批評對象。所謂“心存善意”絕不意味著批評者隻能對作家作品做肯定式評價，不能做否定性評價。它隻是強調批評者一定要充分理解作家寫作過程的艱難與不易，因此在作出自己的判斷時一定要遵循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原則，一定要以一種格外謹慎的批評態度作出自己的批評結論。而“文本批評”則強調文本細讀的重要性，強調一種尊重文學文本實際的批評方式的重要性。“心存善意的文本批評”，肯定不會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批評鋒芒，當然也就無法取得嘩眾取寵的轟動效應。曹有雲認為，文學作品是需要闡釋的。所有的閱讀都是闡釋者，閱讀的過程就是不斷闡釋與發現的過程，而批評家則是專業的闡釋者。文本被不斷闡釋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的過程，不斷創造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批評家是文本的引導者。
批評家的“自律意識”
關於批評家的“自律意識”，牛學智認為，應當堅守批評的學術自律、建構批評的精神向度。文本細讀式評論和思潮爬梳式探究，是近年來文學批評的兩套主要文本形態，在深層次上它們有共同的困境，一方麵，它們對文學本質的理解，顯然奉行著所謂“新”的邏輯，惟“新”是舉，所圈定的文學標本，就隻能是新觀念的圖解；另一方麵，闡釋理論的貧瘠，其實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資源的問題，更直接的原因是，它表明了批評家與當下活生生的現實的嚴重隔膜，某種意義上，批評家所操持的批評理論，幾乎隻是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從一個觀念到另一個觀念。要使批評真正堅守它的學術自律性，真正具有建構意義的精神性品質，就必須先走出這種僵化、陳腐、程式化的封閉係統。冉隆中則給自己作為一個批評家提出了如下自律：一是不要跟作家、編輯家、出版家交“朋友”——也不要隻看他們送給你的書。二是不要為稿費、職稱、為安身立命而寫批評文章。三是不要隻對所謂學理、文本之類的東西大加強調而對更本質的東西——生活本身熟視無睹。劉川鄂認為，在這個思想文化價值多元文學形態空前豐富多樣的時代，文學批評家應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學價值觀和評判標準問題。我們既應充分注意消費主義時代文學的新變化，也應重申文學作為精神創造的特殊功能和普適性價值。前幾年有人提出重讀經典重新認識經典的價值，近年詩歌界亦有重新回到偉大標準的提法，其積極意義還未得到充分重視。
秦朝暉則提出要警惕批評家的人格萎縮。而支撐起一個批評家的崇高與偉岸人格的要素有很多，他強調了如下三點，其一是良知與勇氣；其二是敬畏與自省；其三是寂寞與清貧。而莫·策登巴爾則提出要做一個可愛的批評家。他認為，批評家應該思維敏捷，胸懷寬廣，善良真誠，熱愛生活，尊重和善待他人；應該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具有豐富的閱讀經驗和較高的文學素質；應該暢所欲言、直言不諱、敢作敢當；至少應是懷舊的、多愁善感的，能給文學和人以人文關懷的。這就是批評家的人格層次，裏麵涵蓋著批評家的職業精神與職業道德的理念。這樣的批評家，才是可愛的。
建構“和諧社會”，批評家要有社會承擔
與會者認為，應發揮文學批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楊宏海提出，關注底層寫作應是批評家的職責所在，批評家應關注打工文學。打工文學是指反映“打工”這一社會群體生活的文學作品，主要是指底層打工者自己創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打工文學作為底層寫作，反映底層生活，評論界沒有任何理由無視這個特殊的作家群落以及這種特殊的文學現象。不是說我們缺少“城市經驗”嗎？打工生活正是中國農民從農村走向城市、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或後工業文明過渡的一個橋梁，打工文學有著豐富的“城市經驗”，我們為何要視而不見呢？葛紅兵認為，這個時代給批評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批評家需要更高的理解力，更大的責任心，但同時也需要更多的寬容。批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寬容這條律令。這是一個急遽變化著的時代，它是如此的紛繁有時候堪稱繚亂，要從中理出頭緒非常之難，如果我們不能用我們的寬容，去體解作家們的思，思就不能在寬鬆中成長，缺乏批評的寬容文學就會枯萎。批評當能用它的大度和寬容看護文學之思的成長，成為文學的看護者、催生者，而不僅僅是文學的審判官。李健彪認為，時代呼喚講真話的批評家，批評家要有社會責任感和文學良知，批評家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批評家應有所作為。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曆史進程中，批評家應堅持以人為本，體現人文關懷，倡導文學要更溫情地關注弱者和弱勢群體，盡可能地消解經濟上的落差所造成的社會隔膜，使和諧社會在人文關懷中孕育。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批評家承擔著創造良好輿論氛圍的神聖職責，這就要求批評家必須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學風，要有正確的價值標準和思想取向。在批評中，既不能回避矛盾，掩蓋矛盾，放棄批評家的責任和良知，同時還要使批評產生溫馨、親和、鼓舞人心、凝聚人心的力量。在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加劇的今天，建設充滿社會正氣的群眾喜聞樂見的和諧文化，化解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重樹民族理想顯得尤為重要。梁鳳蓮認為，批評要有自身對責任的擔當。不要讓批評陷入庸俗與無聊的境地；批評要有自身的操守；批評要有自身的追求、期待，自身的發現與貢獻；批評就是對文學創作的守護和展望。石華鵬強調了批評家的素質、趣味與原創，他認為批評隻是批評家的存在方式，批評家應找到閱讀作品的趣味，批評家對作品沒有原創性的解讀，就不能稱為真正的批評家。趙朔也提出批評家要有所擔當，不能忘了對讀者的引導職責，批評家要有自覺意識，要有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