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會議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俄羅斯文論家鮑列夫所作的題為《世界文學、全人類文學與全球化問題》的報告。鮑列夫指出，如果說在19世紀，世界文學進程開始構成，各民族文學彙入一條河流，那麼在20世紀，世界文學演變成全人類文學的傾向與前景也初見端倪。在談到全球化與全人類文學的關係時，鮑列夫認為，文學進程的全球化傾向可能給民族文學傳統帶來壓迫，可能使嚴肅文學受到大眾文學的擠壓。與此同時，文化全球化（不是美國化，在這個進程中，美國的影響與日本、印度、法國、中國、俄羅斯的影響是彼此平等、相互作用的），是人類文化各河流融彙成一個大海所必要的。在21世紀將形成全人類文學，這種文學的作品不會失去民族特色，不會失去民族傳統這一根基。除此之外，鮑列夫還從藝術範式的曆史變化，提出藝術範式的危機與建立新範式的可能。他認為最近幾十年來，藝術中並未產生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傑作，近期內也不可期待出現一些天才的、高質量的藝術作品，這是因為人類的普遍危機（沒落的不僅僅是歐洲，也包括整個東方）首先是所有現代人存在的範式的危機，並沒有導致新的範式的形成。他還指出，21世紀是全球共通性、全人類存在的世紀，全球化是人文意義上的全球化，必須能駕馭、包容經濟、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堅守人道主義、堅守個性（民族特色）的全球化，追求全人類傳統共識的全球化，尊重人性、人權、高揚人道精神的全球化。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中國學者對全球化的理解並不像鮑列夫這麼樂觀。劉誌友就認為，全球化在當下中國畢竟隻不過是一種“話語”之境，由全球化的話語膨脹之後形成的“語”境，而非物境、實境。在中國，所謂“全球化壓力”，所謂“全球化時代”，並沒有如有的言說者所說“已經到來”。它還處在話語階段，尤其是所謂“文化全球化”的說法。他認為，全球化是經濟領域的事，其倡導者和規則製定者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由於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它在發展過程中積聚了充分的條件和基礎，從而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一種大趨勢。即使經濟全球化了，文化也不是必然隨之“全球化”，文化曆史標榜的是“個性化”、“獨創性”，以及“反製度化”精神，而這些恰是與文化全球化論者所指認的全球文化“趨同”相悖的。他同時指出了文化全球化的四個阻力，其一是“東方文化”，它包括以中國為代表的、以實踐理性和道德精神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包括賽義德等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心目中的伊斯蘭文化，這種東方文化是很難與西方文化趨同的強大力量。其二是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文化。其三是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如它向全球各地輸出的大眾文化，而不輸入其他民族國家的文化產品，尤其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產品；正是美國的文化侵略，激活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自尊意識，從而形成文化全球化的最堅決的反對者。其四是西方20多年來後現代思潮的深刻影響，後現代的“除中心論”，“反同一性、反總體論”，強調“差異”、“多元化”、“多樣性”等思想和理論早已深入西方文化心理，它成為“趨同”和“一體化”的全球化的內在逆反力量。針對中外有的學者把文化全球化看作“大眾文化全球化”，劉誌友認為，中華文化不應被“拉平”為一種所謂能夠共享的大眾文化，我們應先建設好民族的現代文化。
鮑列夫和劉誌友的不同觀點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很多國內學者表示了不同看法，爭論形成了會議的一個討論熱點。
以全球化作為討論的中心，會議探討的話題涉及中西文論、文化現象的諸多方麵。高楠在對“全球化的浮華效應與文學的漂浮”的探討中，指出當下的中國文學現狀是放逐傳統與文學無根、取消深度與文學媚俗、走向形式與文學消解。此外姚文放辨析了“‘全球化’不等於‘世界性’”，賴大仁探討了“全球化語境與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問題”，童慶炳在民族性和開放性之間探討了當代中國文化和文學，許明則作了題為“中世紀中國瓷器在中亞流傳的文化史意義”，將全球化的曆史提前了數個世紀。杜衛在“審美功利主義：中國美學的一種現代傳統”的報告中提出，在全球化語境中更重要的是要接著前50年講，要多注意我們的現代傳統。他認為中國當下的語境是中西交融的，中國學者最大的痛苦是恐怕找不到這樣一個詞，即它既不是西方話語，又能在當下語境中可以作為交流中介。（原載《文藝報》2002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