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諾：要防止新生的生態文藝學成為脫離實踐的學院理論，我以為，一個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嚐試進行學科理論體係建設的同時，將更大的精力投向生態批評實踐（並強化對生態批評的理論研究）。生態批評不僅要批評生態文學創作，更重要的是要全麵反思古往今來的文學，通過文學來進行文化批判——曆史地探討思想、文化、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了人們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的危機。
魯樞元：中國的生態文藝學學科建設，對現實的反映是敏銳的，但理論上的準備則又是不足的，雖然已經出版了幾本專著和一些批評論文，作為一門學科還遠未成熟。但這是一門有“根”的學科，根紮在現實問題的土壤中，所以，其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
曾繁仁：按照學科界定的常規，一個獨立的學科應該有其相對穩定的研究對象、內容、方法、目的和趨勢。但生態文藝學目前尚不具備。同時，生態文藝學目前還麵臨著生態學與文藝學的有機結合，從而逐步形成自己獨有的範疇體係的過程。這樣一個必不可少的工作，目前還在進行當中。因而，我們可以將其稱作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問題，而暫不將其稱作一個獨立的學科。
提問三：中國的生態文藝學怎樣既能吸收中國原有文化資源又吸收西方生態批評的合理因素，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藝學之路？
劉鋒傑：西方生態學研究的理論優勢與中國文化中的深邃的生態智慧相結合，且以中國文論中探討人與自然關係的言說為基礎，創造一門生態文藝學，是條件充分、具有極大可能性的。在一般文藝學的建設上，不妨“西體中用”，在生態文藝學的建設上，不妨“中體西用”。
魯樞元：如果說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諸如“結構批評、“符號批評”、“解構批評”，乃至“後殖民批評”、“女性批評”，多半是由西方移植乃至搬運過來的話，“生態批評”則帶有濃鬱的自發性，是從中國這塊土地上萌生的，而且，我們的思考與西方文藝思潮的“時間差”也正在逐步縮小，由最初的30年左右，到目前的差不多同時起步，這當然和中國豐厚深遠的生態文化底蘊有著密切的關係。為解救人類共同遭遇的生態危機，中國學者應當自信而且有可能做出更多的獨特貢獻。
張皓：生態文藝學在當前勃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本土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這是令西方學者羨慕不已的一個事實。但他們提到“東方的生態智慧”，不僅比較簡單，而且存在誤讀。例如“天人合一”是否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觀？應當具體分析。我們有必要以批判的態度、辯證的觀點，借鑒西方新興的生態學方法，立足於本土，及時發掘中國古代豐富的生態資源，激活我們自己的生態話語，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藝學。
曾繁仁：生態文藝學的發展首先從西方當代生態批評中吸取營養，特別是西方生態批評所高舉的“倡導社會責任、反對環境汙染”的大旗，給我們以深深的啟發。但西方當代生態存在論哲學與生態批評實踐畢竟是在西方特有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上產生的，不免有其局限性。例如，這些理論對“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倡導，對自然“內在價值”的提倡，對現代性與科技的完全否定，以及所談及到的“世界返魅”、對現代派藝術的全盤否定等等，都不免有其片麵偏激之處，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國情給予必要的分析清理，吸收其有益成分，剔除其不適用之處。
王先霈：生態美學或生態文藝學的基本原則，是探討在審美活動中促成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的良性互動。中國古人所反對的“以心為形役”，抑製物質欲求的膨脹，激發精神升華的意願，是值得開發的思想資源。生態文藝學可以把中國的抱樸守素的思想與西方的新教倫理結合、與當代綠色運動的思想結合，改變現實中無限製的物質上量的追求，而致力於精神生活上質的提高。對天下關係的思考是古今中外同有的，這方麵中西思想有較多的兼容性。
曾永成：生態文藝學的資源不僅在已有的中外文論，而且也產生在人作為其中一個部分的自然之中。生態危機是人類共同的危機，生態思潮是世界性的思潮。嚴格地說，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藝學”是難以想象的。在這裏，絕對需要的是“類”意識，中國可以也應該有自己特殊的貢獻，真正像一些西方人所期望的那樣。真正具有生態精神的文藝學，一定是麵向世界、麵向人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