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台灣《新生報》副刊《橋》上，發生過一場關於台灣新文學問題的熱烈討論，涉及台灣新文學發展中的一係列重大問題，至今仍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歲月流逝，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段史料或被塵封或被扭曲。近年，台灣一些思想界、文學界的人士多方努力，重新發掘了這場論爭的珍貴史料，計有楊逵、駱駝英等26人的41篇論文以及相關的9篇文章，已由陳映真、曾健民輯集為《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於1999年9月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出版。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台灣文學的熱心研究家還尋找到了當年論爭的見證人孫達人、田野、蕭荻、王業瑋、周青、朱實、謝旭、方生，並將他們請到了會場，為研討會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生動史料。
對曆史事實的回顧，一些見證人對史料的補充，對前輩作家、學者的懷念，構成研討會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會的研究者及見證人在回顧論爭的過程時指出，在台灣“二·二八”起義被鎮壓後不久，白色恐怖籠罩島內之時，剛剛創辦不久的《橋》副刊在歌雷的主持下，不顧多家報紙被當局查封，多位報人、知識分子被捕入獄的危險局勢，以蔑視強權、追求文學真諦、迫切希望融入祖國文學的熱情，團結了一批進步的文化人展開了這場劫後重生的文學重建運動。對文學前輩們的膽識與勇氣，與會者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尤其對楊逵這位台灣新文學界的巨人在台灣光複後的文化活動以及在論爭中的核心作用進行了追念。楊逵的《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一文，實際上為台灣文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他強調台灣新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並明確地規定台灣新文學的曆史任務，極力呼籲台灣省內外作家要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主張並堅持台灣新文學的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自台灣的青年學者藍博洲及生活在大陸的論爭見證人方生等人還報告了楊逵關懷當時在台灣島內影響甚大的麥浪歌詠隊的情況。台灣的清華大學博士生徐秀慧對光複初期楊逵的文化活動進行了專題研究。
研討會上，與會者還分析了論爭發生的時代背景。台灣學者曾健民提交的論文《在風雨飄搖中綻開的文學花苞——“台灣新文學論議”的思想和時代》，在分析了論爭的思想來源及其時代過程後，還梳理了論爭在當年遭到的恐嚇及白色恐怖時期遭封殺及近年“台獨”分子對論爭事實進行歪曲的過程，使人們更接近了曆史真實。台灣學者李瑞騰的《（橋）上論爭的前奏》則介紹了何欣主編《新生報·文藝》後的一些情況，為研討這場論爭提供了部分背景資料。
論爭的特點、論爭的曆史價值與意義也是此次討論的重點。大陸學者劉登翰所作的報告《曆史的警示》認為，這場論爭的大部分論者都是從當時台灣文學發展的緊迫現狀提出問題，並達到一定的理論深度；另外，論爭的主題是關於文學的建設，但對許多重要論題的闡釋，卻是從社會矛盾和社會形態的分析人手，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是使這場討論得以深入、並具有重要認識價值的根本原因。對這場論爭的文學史意義，與會者都作了充分肯定，認為它修補了台灣文學史的一大空白，能夠讓將來的台灣文學史更加完整。對其曆史價值與意義，大陸學者陳遼從三個方麵進行了總結：一是既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專製和腐敗，又堅決維護台灣與中國的一體性；二是肯定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但承認台灣文學有其特殊性；三是反對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學，但是堅持把日本統治者與日本進步文化人士嚴格區別開。
另外，陳映真的《範泉和“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朱雙一的《歐坦生、（文藝春秋）和光複後台灣文學的若幹問題》、呂正惠的《發現歐坦生——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一個側麵》等論文則從不同角度對論爭作了專題研究，施淑的《台灣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再出發——新生報（橋）副刊的文藝論爭（1947-1949）》、曾慶元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應用的問題》、陳建忠的《發現台灣：日據到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建構的曆史語境》從理論上闡述了論爭所涉問題。涉及文學理論問題的還有曾慶瑞的《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新寫實主義”》，文章著重從大陸與台灣新文壇的交流與影響的角度，評析了當年論爭中最為熱烈的話題之一——關於創作方法的論爭。他指出，作為一種文學創作方法，新寫實主義如何在台灣新文學界傳播、生根和成長、發展，如何影響著台灣新文學和大陸新文學一起在創作中發揮作用，有助於整個文學事業更好地為大多數人服務，是非常有價值的一個問題。趙遐秋的《從“文學大眾化”到“人民的文學”》則論析了關涉論爭路線、方向性問題的“人民的文學”問題。論爭的開篇作者歐陽明說將“人民的文學”規範為新台灣文學的路線和方向，作為建設台灣新文學的綱領，“是有著新的曆史性與現實性的”。趙遐秋認同了這一觀點，並指出，歐陽明的這一看法固然是非常明顯地受到了30年代、40年代大陸新文學發展的影響，卻也是台灣島上新文學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其精神必當延續到今天，延伸到未來。很多學者還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及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