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還，禪淨合一成為中國佛學舞台的主流。對此曆史的描述，恰似宋人範仲淹說洞庭勝景——“前人之述備矣”。故本書之旨，不再重複前人已做過之事。且羅列古人，隻有史料學的意義，而不能說得史學研究之精義。古人之書，經藏俱在；今人著作，就不能滿足於導讀。所以，本書的最後部分，不想淹沒在數以百計的“禪淨合一”大合唱之中，而代之以一些簡要的分析。
自五代而北南二宋，取代唐代百家爭鳴的局麵，禪宗是中國佛教的唯一主流，此乃一不爭之事實。在宋儒之口中，無論是程朱之辟佛，還是陸王之傍佛，實質上說的都是禪宗，以致宋人有“一大藏出於莊子”之說。（禪宗與莊子之關係，時時可感覺到；否則說所有佛教都出自莊子，太違常理。）
基此事實，宋明以還禪淨合一的潮流，其內在依據，首先在於禪宗。甚至可以這樣說，禪宗在適應曆史潮流、調節自身的過程中，“選擇”了淨土宗。
在中國文化史上，唐宋兩代分別代表著絕然不同的兩種文化人格——唐代的開邊與宋代的禦外；唐詩之李杜與宋詞之蘇辛；唐人雕塑的富態安寧與宋人雕塑的弱不禁風；唐代書畫的厚重狂放與宋代書畫的文人氣息……宋朝確實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分水嶺。
閱讀禪宗的《燈錄》，愈是時代向後的禪師，其時地事跡、著作語錄的記錄，愈是詳盡、清楚，與早期禪師史料之零落混亂，形成強烈的對照。但是曆代禪師身上那種特有的朝氣、那種特殊的魅力，在晚期禪師身上再也感受不到。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晚期禪師們再也沒有先祖們的文化環境，那些特殊的機遇……入宋以後的禪師們所麵臨的，是朝廷嚴密的管理、宗門嚴格的規矩、陳陳相因的教育（方式）、參之又參的公案話頭……怎能要求他們再具備當年先祖們的原創性？
禪宗之創造力的源泉，即在於禪宗特別強調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悟道證道，於是就有了多姿多彩的宗風家風。但一旦宗旨確定，其法子法孫的創造性也就表現在方便施設的標新立異上。就此而言，曹溪門下五家七宗，曆時數百年，種種機鋒，早已被溫習踐履了無數遍。後來的禪師守成已難，遑論創新！其創造的資源就日益枯竭，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也！更為重要的是： 當禪宗風行中華、成為正統，參禪求開悟解脫成為一個普遍的文化現象和社會要求時，維持門風、純潔佛法就成為首要任務。偏偏禪宗又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絕對不可說的，如何才能鑒別得道開悟者的真偽虛實呢？禪宗之所以為禪宗與成為正統的天然矛盾，促使禪宗的時代課題曆史地由“悟道”轉移到“證道”——“悟道”，個性開悟，自證自度；“證道”者，相互接機，師徒相證。循此曆史軌道，禪宗被日益模式化！
禪宗的模式化，從而原創性的萎縮，極其深刻地反映了當年圭峰宗密所預見到的禪宗自身固有的內在矛盾——沒有一個外在統一的，人人可行可證的真理標準——日益暴露、日益尖銳！在他們尚未真正接受宗密於《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所開出的藥方和永明延壽“萬善同歸”的主張以前，模式化乃是禪宗企圖克服危機的唯一出路。從根本上說，宋明禪師開口便是“家風”，起手便是“三關”，他們就是自覺不自覺地在“規定”一套真理的標準。可惜，模式化解決不了這一問題！因為它能做到的隻是外在的可行可證性，但卻缺乏作為真理標準的最根本的條件——統一性！這正是任何宗教最後總會造就一個最高神祇的根本原因。但禪宗的本質決定了它做不到這一點，因為禪宗之所以為禪宗，就在於其成佛在當世而非來世，並且是個體的、內在的自我證明。所以，當一個禪師建立一種模式時，另一個禪師就可以建立另一種模式；當一個禪師賦予該模式以此意思時，另一個禪師可以賦予其彼含義。當意義明確的文字和體係完整的經論之權威被推翻拋棄之後，含糊其事、雞零狗碎的模式能頂什麼用？模式化最後的結果是對自身的否定——無模式！無數個“聖人”擠滿街頭，“酒肉穿腸過，佛祖心頭坐”，狂禪的出現，主要意義並不是一種諷刺，而是一種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