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著名的“雙十二事變”，也就是“西安事變”，國民黨與共產黨又進行了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之後不久，日本開始全麵對華戰爭，抗日戰爭爆發，秦中玉和趙民權率領藍田支隊奔赴抗日前線。第二年秋天，趙民權在一次對日戰鬥中犧牲，藍田支隊也損失慘重，一百來人的隊伍損失過半，秦中玉帶領殘部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繼續進行抗日鬥爭。
1945年8月，經過全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後，經過短暫的平靜與和平，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又爆發了內戰，經過四年的對抗，國民黨輸掉了這場內戰，丟掉了大陸，退踞台灣島。共產黨占領了除了台灣以外的所有國土，並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秦中玉因多次負傷，身體很差，無法繼續留在部隊，於1951年退役，離開部隊時他的職務是師長，在北京養傷治病，1968年病逝。
童嬌回到河北保定老家以後，鬱鬱寡歡，少言寡語，五年後嫁給一個商人，婚後生下一兒一女，1948年冬天，她做生意的丈夫死於共產黨解放北平的那場戰亂。此後她沒有再嫁，一個人獨自撫養孩子長大，直到1967年病逝，死的時候大約是五十出頭。
在她死去之前，她曾於1956年專程來到藍田尋找蔡水生，當年與蔡水生短暫的接觸給她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她想再見見他，了解一下他現在的處境，說一說話，如此而已，沒有也不會有別的意思。
可是她什麼也沒有找到，甚至沒有見到一個認識的人，她看到的隻是灞河靜靜的河水，灞河邊空曠的石頭灘和一片茅草，時間已經把她以往內心深處的記憶徹底地抹去，沒有留下一點點痕跡，於是失望而歸，不再提起，直到終老。
文中提及的那個故紙研究專家黃文弼先生，簡介如下。
黃文弼，1893年4月生，男，字仲良，湖北漢川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西北史地學家。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1919年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並於1927——1930年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內蒙古、新疆考察活動。1934 1937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身份派駐西安任辦事處主任，進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北聯合大學和四川大學教授，又任西北大學曆史係和邊政係主任。
黃先生曾經先後四次到新疆考察，在羅布淖爾北岸發現了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漢代烽燧遺址，在漢代烽燧遺址發現西漢故紙羅布淖爾紙。
代表作有《高昌陶集》《高昌磚集》《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裏木盆地考古記》《新疆考古發掘報告》《西北史地論叢》等。
黃文弼先生曾於1964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於1966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
而書中寫到的贏了蔡河生詩錢的那兩個財東公子，李少爺和王少爺，其實就是作者本人的外公和爺爺，李少爺是我外公，王少爺是我爺爺，他們小時候一同在一所私塾讀書，後來又一塊在縣高級小學上學，一起畢業，又一起在國民黨的小學當教師，兩人關係親密，氣味相投，吃喝嫖賭無所不能，猶如親兄弟一般，兩家又都是財東人家，隻不過李家是大財東，王家是小財東，他們也並不在意，後來，他們就指腹為媒成了親家，就此成就了我父親母親的婚姻，正因為此，才有了作者我本人。
那個李少爺，我的外公，是一個老賭徒，年輕的時候和作者的爺爺一起四處賭博，在這一帶很有名，被稱為“坡上李，溝底王”。他曾經一次賭輸了十石小麥，值三億法幣，這在當時饑荒的年代裏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了。
外公的先人是一個武舉，在這一帶也算得上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因此，外公也繼承了李家家族的品性，性格剛烈暴躁，正直豪邁，年輕時也經常在外麵打架生事，給家裏添了不少麻煩。
作為一個財東人家，往往會做出一些讓人罵的事來，可外公家卻很少有人罵過，從外公的老爺的老爺開始，李家的櫃子下麵就放著十串銅元和十串麻錢，這些錢自家人從不動它們，這是專門接濟鄉鄰的，隻要有人開口借錢，他們概不拒絕，當然太大的數目例外。他們常常是“借五十給一百”，決不讓人空手出門。今天你借，明天他還，所以櫃子底下的銅元麻錢始終在那裏放著。
那時候，這裏常有國軍和紅軍出沒和路過，有時候國軍來，有時候紅軍來，你來他去倒也常見。
作為一個財東人家的兒子，外公年輕時卻看不慣國民黨軍隊的作為。國軍每次來都搞得全村上下雞飛狗跳，為了不使他們滋事，外公的父親就要殺雞宰羊地招待一番，再花一些銀元才能把他們打發走。而紅軍來時則毫無聲息，紅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於是外公就常常和村裏一些人一起給紅軍送飯，他也忘不了給紅軍送飯時的情景，紅軍排著整齊的隊伍，高聲唱著歌，用歌聲來感謝送飯的群眾。外公現在還記得那首“飲食歌”，偶爾還會哼唱幾句，我小的時候，外公還教我唱過。
後來，也正因為外公家的好人緣和給紅軍送飯支持紅軍的緣故，才沒有被定為地主，而是定成了中農，成為屬於團結的對象，才使外公家逃過了一劫。
外公在新中國成立前當教師，新中國成立以後又在人民政府的學校裏教書，一度被下放回鄉長達十年之久，後來落實了政策又回到了學校，如今他早已退休，人還是閑不下來，八十多歲了身體還硬朗，經常下地幹活。每當和人說起現在的生活，外公總是感慨地說：“現在多好啊！吃得飽穿得暖，過去財東人家也沒有如今這麼好的日子，教我的先生到頭來還要飯哩……”
由於我父親在外地工作，母親是教師，我小時候幾乎就在外公家生活，在李家長大，與外公關係極為親密。記得我在外地上大學時，每次放假回家，一下長途汽車，一眼就能看到站在公路邊望眼欲穿的外公，那情景至今曆曆在目，揮之不去。
外公知識淵博，我以前回家看他時總要和他坐下聊天，一是陪陪他，二是和他聊天，了解一些前朝舊事，每次交談我都大有心得，獲益匪淺。
外公後來死於2006年，終年93歲。在農村來說，屬於老死的，無疾而終的那種，也算死得其所。
而我的爺爺，那個王少爺，他就沒有那麼幸運。
其實我對自己家族裏的事知道得很少，多年以前，王家被定為地主，成分給王家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和痛苦。幾乎不和任何人來往，別人更不來找他們，除了外公家以及很少幾個親戚之外，我甚至不知道還有其他親戚。直到1979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王家在這一帶有眾多的親戚，當然都是一些地主富農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