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大，她們倆一起度過了美麗、明快的時光，雖然張愛玲性格孤僻，也不喜歡活動，但她卻奈何不了炎櫻那種孩子式的天真無邪和陽光般的熱情快樂。因為炎櫻是混血人種，所以在香港她認識很多朋友，張愛玲便跟著她常常出去走動，從而更多地了解到香港豐富且複雜的生活，同時也促進了她對亂世人生的體驗與思考。這些經驗在她離港後的創作過程中，有著了潛在的影響。
然而，畢竟是亂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向香港發起了進攻，日本被占領了。埋頭苦讀的張愛玲的寒窗生活也被中斷了。對於戰爭，張愛玲感受得極為深切。她很早就和戰爭結下了不解之緣。先是在上海，張愛玲在蘇州河旁的炮聲中逃脫了父親的牢籠；緊接著，戰爭阻擋了她前去倫敦大學的道路。現在，就在她即將畢業且可以到牛津大學繼續深造的時候，戰爭再一次阻止了她。
但張愛玲仍然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對待它：“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雖然很不舒服，而且還會抱怨，但最終還是睡著了。”能夠不理會的，一概不去理會。出生入死，隻是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
難說此時的張愛玲是否內心一直超然，她這種對萬物都冷冷的態度使得後來的胡蘭成倒是很欣賞，並稱此為“貴族的矜持”。
非常態的生活無情地撕開了生命脆弱、不堪一擊的底子，平凡的人們到底捱不過空虛的絕望，而紛紛想抓住一點踏實的、穩定的東西。麵對弱小、蒼白的生命，許多人想到了結婚。張愛玲周圍有很多人都在這個時期選擇了結婚，他們這樣做隻為了抓著一點兩情相悅的感覺，以此來抵抗炮火、轟炸下生命的絕望與空虛。
期間，一對男女來到了張愛玲所在的防空辦公室。他們想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那個男的是一名醫生，平日裏也許不是一個善於表達的人，但是，此時的他久久凝視著自己的新娘子，眼裏有種近於悲哀的戀戀之情。新娘是一名看護，生得矮小美麗，紅顴骨顯得喜氣洋洋的。由於弄不到結婚禮服，所以她隻穿了一件鑲著墨綠花邊的淡綠色綢夾袍。他們來了幾次，每次都要等上幾個鍾頭，倆人默默地對坐著，對看著，滿臉堆笑，看得久了身邊的其他人也都笑了。
在這燦爛的笑臉下，張愛玲體會到了生命的堅強與人性的寬厚，生命原來就是這樣一步步地向前走的。毋容置疑的是，在香港經曆了戰爭的張愛玲，已經形成了完整、穩定的人生觀、世界觀，對於時代及時代背景下的個人生活，張愛玲已經有了成熟的理解，這也構成了她日後走上文壇的基礎。或許正是因為那一對夫妻的“滿臉堆笑”給張愛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年之後的《傾城之戀》中那對平凡而又精打細算的夫妻才會在同樣的兵荒馬亂中發現了生命細微的光亮。轟炸、死亡、恐懼、倉惶中對愛的追尋，使張愛玲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她甚至已經不再重視、斤斤計較於未卜的前程，反而沉醉於眼前的瑣屑歡樂以及一點點驚喜。張愛玲曾說過，人生所謂的“生趣”其實都存在於一些不相幹的事上。理想、計劃、前程是多麼的遙遠、不可靠，隻有眼前的幸福、喜悅才是人可以牢牢抓住的。
於是，張愛玲在百般空虛、無聊中，重操舊業畫了很多畫。她似乎又回到了在聖瑪麗亞女校的時代，當時，她就是在課桌下麵偷偷地畫畫的。張愛玲覺得，戰爭這段時間正是她繪畫上的黃金時期。以後即使照著樣子再畫一遍都畫不出來。當然，張愛玲的畫和她的文字一樣，都是那麼犀利、一針見血，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香港的戰爭很快就結束了，但人們的希望還是渺茫，生死依舊未卜。以後的路是怎麼樣的，誰也不知道，就如現在南京宦海沉浮的胡蘭成一般，誰知今日高居廟堂之上，雲過雁飛後，他日命運又該如何？
1942年夏天，張愛玲和好朋友炎櫻一道，離開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她還不知道，經過風雨洗禮將要出現最絢麗的彩虹了。真可謂是：
烽煙戰亂前途未卜怎奈巾幗之誌
風起雲湧傾城才情滬城終閃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