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曆這件事之後，張愛玲基本上就與父親斷絕了往來。在她看來，父親在她生命垂危之際如此待她，父女間的親情已經蕩然無存了，但根據她弟弟張子靜的回憶，在張愛玲痢疾越來越嚴重且拖了很長時間之後，照顧她的何幹惟恐她出事，自己會負連帶責任，於是就趁她後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講給她父親聽，並一再聲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負任何責任。或許是考慮到萬一出了人命，自己將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傳揚出去不好聽，抑或是此時的怒氣已消，而且對女兒除了這次的震怒之外，兩人並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張愛玲的父親便開始注意到女兒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針劑為女兒注射了幾次，當然，這一切都是背著後妻做的。之後，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製。在何幹的精心照料下，張愛玲才得以恢複健康。
張愛玲留在父親家裏的東西，都被她後母拿出去給人了，隻當她死了。因為她的出走，父親遷怒於何幹，認為她也是女兒的同謀，就把她大罵了一頓。沒幾天，這位一直最關心張愛玲的老人收拾東西，離開張家回皖北老家去了。當時張愛玲已經投奔到母親那邊。何幹臨走之前，還偷偷收了一些紀念物給小主人送過去，主要是一些張愛玲小時候心愛的玩具，多年之後，她一直記得“內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綠鴕鳥毛折扇，因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飛著，使人咳嗆下淚”。
曾經和弟弟一起在院子裏追大白鵝的歲月，從此一去不複返了。在張愛玲趁著夜色摸出父親家大門的時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種東西呼之欲出之際。她自我封閉的內心充滿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張愛玲發現，自己對母親的情感也正在發生著變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來了，帶了一雙報紙包著的籃球鞋，說他不回去了。我母親解釋給她聽她的經濟能力隻能負擔我一個人的教養費，因此，無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邊也哭了。後來他到底回去了，帶著那雙籃球鞋。”
這件事，使張愛玲感覺到“母親的家不複是柔和的了”。
母親是封建家族裏走出來的新潮女子，所選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這讓幼時的張愛玲對母親產生了一種極大的渴慕，母親於她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另一方麵，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既有著書香之家的文筆風liu，也脫不掉封建遺少的種種惡習，對家庭從未自覺出一種責任感，這讓張愛玲既愛又恨。當她死裏逃生地回到母親身邊時，等待著她的，又不複是“柔和”的親情了。
張愛玲從他們那裏得到兩個一生都無法逃離的宿命：抒發於文字間的濃鬱的蒼涼之色；於母親處得來的對於感情的自恃，特別是對親情的淡漠，從而也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種饑渴，希冀創造一種豐潤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對胡蘭成癡狂的愛戀，尚或有些笨拙，隻是高傲的血統於她尚不致貽笑大方，但與文無關。渴望愛的臨近，卻恐懼於愛的迷惑力。清醒地認識著愛的本質，卻又悲哀地迷亂於愛自失的過程。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個女人的潛意識裏都在等待著那個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萬年，千萬人之中無可替代的那個人，卻又因熟稔千萬年，千萬人普遍的規律而畏懼，畏懼於自我被卷入的狂熱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愛的份量，惴惴於愛的降臨。飛蛾撲火的熱情與抽身獨處的冷寂，是一雙相互咬齧的小獸，存於她的靈肉之間。固然，與胡蘭成之愛雖為悲劇，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風liu、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著客觀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