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瀏覽著小報，一邊同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永遠是下午，在那裏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
這種單親的異性愛，使張愛玲對父親有一種深沉的依戀感，這份依戀或多或少也同樣存在於她對胡蘭成的情感中。然而盡管對女兒的文學天賦非常欣賞，父親對她的感情卻是十分複雜的。他並不覺得女兒是愛自己的，女兒的心從不曾屬於這邊，她的性格太像她母親。父親是把對前妻的恨遷移到了張愛玲的身上。張愛玲是懂得這些的，她在潛意識裏把自己的不幸的一部分歸咎於母親的離家出走，而對父親始終是有幻想的。“母親回國來，雖然我並沒有覺得我態度有顯著的改變，父親卻覺得了。對於他，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來跟著他，被養活，被教育，心卻在那一邊。”
一直以來與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兒的“偏向”而凸現出來，父親話中的“別人”當然是有所指的，而後母也不失時機地過來添油加醋：“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幹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裏，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隻好做姨太太!”
實際上，早在她的母父離婚的時候，離婚協議上就明確地寫著，有關張愛玲的學業問題，都需征求母親的意見。顯而易見，後母在借題發揮，將對自己前任——張愛玲生母——的反感轉移到張愛玲的身上。
由於家庭矛盾的激化，後母的這種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發了。當時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視眈眈地窺伺中國的日本突襲了上海，淞滬會戰爆發。當時張愛玲正在鄰近蘇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聲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親的住處待了兩周。走前她已和父親交待過，但卻未告訴後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這位後母對張愛玲的“出逃”怒不可遏。兩周後，回到家中的張愛玲如同經曆了一場暴風雨。
“回來那天，我後母問我：‘怎樣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說一聲？’我說我向父親說過了。她說：‘噢，對父親說了！你眼睛裏哪兒還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個嘴巴，我本能地要還手，被兩個老媽子趕過來拉住了。我後母一路銳叫著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打我！’”
當“後母一路銳叫著”向樓上的父親奔去，深知父親脾氣的張愛玲預感到大禍就要臨頭了，周圍的環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為無聲的場景：“在這一刹那間，一切都變得非常明晰，下著百葉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飯已經開上桌了，沒有金魚的金魚缸，白瓷缸上細細描出橙紅的魚藻。”終於，她的父親趿著拖鞋，氣急敗壞地衝下樓來。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聲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為了一個神經質的女人，張愛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親的毒打：“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發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此時的張愛玲，腦中一直閃現著母親一句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所以她並沒有想抵抗。暴怒的父親上樓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張愛玲爬起來，獨自走到浴室的鏡子前，像一隻受傷的小動物一樣，躲在陰暗的角落裏審視著自己身上的傷。她本想跑出去報警，可卻被看大門的巡警攔住，並被告知門是鎖著的，鑰匙在父親那兒。
“我試著撒潑，叫鬧踢門，企圖引起鐵門外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潑不是容易的事”。父親知道了女兒的意圖，脾氣比剛才更壞了。一等到她回到家裏，就把一隻大花瓶向女兒的頭上砸去。這是怎樣驚心的場麵啊！然而張愛玲在記述這一段時卻隻寫道：“稍微歪了一歪，飛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親走後，照顧她的何幹哭著對她說：“你怎麼會弄到這樣的呢？”頓時，長久以來憋悶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腦兒地都湧了出來，她抱住何幹大哭了一場：刺痛自己的，是至親的人；憐憫自己的，是毫無血緣關係的人：“然而她心裏是怪我的，因為愛惜我，她替我膽小，怕我得罪了父親，要苦一輩子，恐懼使她變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傷心地抽泣。從小就在無愛的環境中長大的她,世界之於她，完全是個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愛是一種奢侈品,在她眼中，現實原來就是如此,所以她無可奈何地哀歎:“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慘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