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好在這對老父少妻的組合感情很好，雖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時有小小的快樂，意外和知足可以衝淡諸多不如意，況且，還有許多回憶的過往把他們連在一起。張李聯姻後，張佩綸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日記就多為夫妻二人偕遊的意趣，更令人驚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學也不讓張佩綸，喜吟詩賦詞，頗有女才子之稱。一次她拿出藏於閨房的宋拓蘭亭，張佩綸一見大喜，原來他也珍藏一份蘭亭，於是互相在蘭亭上題詠，李菊耦慧心所至，馬上鋪紙研墨，揮毫題書“蘭駢館”三個字，叫人掛至書房，以此命名。
然而，張佩綸的仕途並未因此得到轉機。雖然在婚後他曾一度得到李鴻章的重用，輔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後來，當他在協助李鴻章與八國聯軍各代表談判時，在對俄態度上與嶽父意見不合，總不便頂撞，於是隻好稱病不出，離開北京，攜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裏偕隱。不問政事是無奈的選擇，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縱酒終日，不久便鬱鬱而終。由於時代的變遷，家族的沒落，又使他的後世子孫成為了家族解體的受害者——張愛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斬不斷與家族世界的千絲萬縷的精神聯係，並在絲絲縷縷中透出一個失落者尋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孤獨感和自哀自憐感。而這一切，是她沉鬱於失敗感中的祖父無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國的張愛玲，無緣得見外曾祖父李鴻章、祖父張佩綸等輩在時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風姿，也不可見證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的廝守在一起。她對生活、對世界的最開始的感受還是來自於父母所組建的家庭。而家庭給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間的不和諧，這對她後來人生的影響之大是難以想象的。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是張佩綸和李菊耦婚後生的兒子，女兒張茂淵就是後來同張愛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張佩綸於1903年鬱鬱而終後，李菊耦也心緒不佳，終日閉門不出，沒過多久就染上了肺病，於1912年在上海辭世。此時一雙兒女都尚未成人，張愛玲的父親16歲，姑姑11歲，不久兄妹倆就投奔他們同父異母的二哥張誌潛生活。
張愛玲的父親在19歲上跟黃素瓊（後改名黃逸梵）結婚。和祖父張佩綸一樣，張愛玲的母親也有著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黃冀升，是曾國藩治下的湘軍中的一員大將，與李鴻章一同在曾國藩手下領軍作戰。後因平定太平天國、撚軍之亂有功，漸升為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隨後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黃氏在南京的地位與勢力也非同小可。
一個是禦史少爺，一個是軍門千金，是當時令人豔羨的金童玉女的結合。但黃逸梵雖出生於清朝軍官家中，但家庭環境卻還開明，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人又聰慧，個頭高挑，清秀又漂亮，洋溢著一股新時代女子蓬勃的朝氣，與張廷重老氣橫秋的遺少氣息顯得格格不入。婚後，二人仍然在張愛玲的二伯父張誌潛的管治下生活。張誌潛是個不尚奢華、家教管束甚嚴的舊式人物，小夫妻倆也覺頗受約束，為此黃逸梵常回娘家散心。為了擺脫這種受人管治的生活，不久，張廷重就托堂兄張誌潭(1921年5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為自己在津浦鐵路局謀了一個職位，做英文秘書。就這樣，在張愛玲2歲的時候，一家人從上海搬到了天津，同時也和張誌潛分了家。張家的主要資產都是李鴻章嫁女兒時送過來的陪嫁，盡管在分家之前，這位二哥哥已先獨占了一部分，但分到張廷重名下的資產仍然是豐厚的。
黃逸梵是被迫與張廷重結的婚。她是李鴻章的遠房外孫女，她的表姊妹也是張廷重的遠房表姊妹，所以算來兩人的婚姻是“親上加親”的。張愛玲從小就一直聽人說母親像外國人，頭發不太黑，皮膚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點像拉丁人的後裔。黃逸梵的家是明朝時從廣東搬到湖南來的。張愛玲也曾對母親的血統感興趣，看了許多人種學方麵的圖書，但始終沒弄明白。《茉莉香片》中那個從未愛過丈夫的馮碧落也許就是黃逸梵的寫照，而且兩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辦的“親上加親”。她不關心家中的事，與丈夫話不投機，便盡量沉默不言，花心思學鋼琴、讀外語、裁衣服，好在她的小姑子與她一樣，看不慣哥哥敗家子脾氣，姑嫂兩人意氣相投，形同姐妹，暫時穩住這個名存實亡的“家”。
年幼的張愛玲就出生在這樣的環境中。盡管母親出身名門，卻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熏陶與影響，但她沒能逃脫包辦婚姻的命運。張愛玲從母親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處於新舊時代夾縫的中國女性的無助與悲哀。
搬到天津後，一家人的生活愜意而又自在：有錢有閑，有兒有女，有房有車有司機，還有燒飯打雜的仆役，孩子也有專門雇來的保姆照顧，什麼事都不用操心。此時的張愛玲被成群的仆人所包圍著，天天被他們“抱來抱去”。童年的生活，充滿了明快與溫馨，彌漫著“春日遲遲”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