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除文學不能有絕對的完成外，其餘的到了清代，已漸漸告成，告一結束。清末諸儒，若曾國藩、張之洞輩都以為一切學問，已被前人說盡，到了清代，可說是登峰造極，後人隻好追隨其後，決不再能超過了。我以為後人僅欲得國學中的普通學識，則能夠研究前人所已發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學問，怕還不足罷！即以“考據”而論，清代成就雖多，我們依著他們的成規，引而伸之，也還可以求得許多的知識。在他們的成規以外，未始沒有別的途徑可尋，那蘊蓄著未開辟的精金正多呢！總之，我們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著古人所發明的於我未足，即依律引伸，也非我願，必須別創新律，高出古人才滿足心願。這便是進步之機。
我對於國學求進步之點有三：
一、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
二、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
三、文學，以發qing止義求進步。——畢竟講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
清代治經學較曆代為尤精，我在講經學之派別時已經講過。我們就舊有成規再加講討，原也是個方法。不過“溫故知新”僅“足以為師”，不足語於進步。我們治經必須比類知原，才有進步。因前人治經，若宋、明的講大體，未免流於臆測妄斷；若清代的訂訓話，又僅求一字的妥當，一句的講明，一製的考明，“擘績補苴”，不甚得大體。我們生在清後，那經典上的疑難，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讓我們融會貫通再講大體了。
從根本上講，經史是絕不可以分的。經是古代的曆史，也可以說是斷代史。我們治史，當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斷代的史，才有效果，若專治斷代史，效果是很微細的。治經，不先治通史，治經不和通史融通，其弊與專治斷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張比類求原，以求經史的融會，以謀經學的進步。如何是比類求原？待我說來！經典中的《尚書》、《春秋》，是後代“編年”、“紀傳”兩體之先源。劉知幾曾說“紀傳”是源於《尚書》，“編年”是源於《春秋》。章學誠也曾說後代諸史皆本於《春秋》。這二人主張雖不同，我們考諸事實，諸史也不盡同於《尚書》、《春秋》，而諸史濫觴於彼，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治經：對於“製度”，下則求諸《六典》、《會典》諸書，上以歸之於《周禮》、《儀禮》。對於地理，下則考諸史及地輿誌，上以歸之於《禹貢》及《周禮?職方誌》。即風俗道德，亦從後代記載上求源於經典。總之，把經看作古代的曆史，用以參考後世種種的變遷，於其中看明古今變遷的中心。那麼，經學家最忌的武斷，瑣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來所新見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國哲學在晉代為清談，隻有口說，講來講去，總無證據。在宋、明為理學，有道學問、尊德性之分，自己卻漸有所證。在清代專在文字上求，以此無專長者，若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阮芸台講性命。陳蘭甫著《漢儒通義》，也僅在文字上求、訓詁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訓詁為無用，即一理為人人所共明而未證之於心，也還沒有用處的必須直觀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陽明輩內證於心，功夫深淺各有不同，所得見解，也彼此歧異，這也是事實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盡同，所見的理，也必不能盡同；不盡同和根源上並無不合呢！佛家內證功夫最精深，那些墮落的就專在語言文字上講了。西洋哲學，文字雖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證之於心，一無根據，還不能到宋學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論，竟可各走極端的。這有理論無事實的學問，講習而外，一無可用了！近代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漸注重直覺，和直觀自得有些相近了。總之，講哲理決不可像天文家講日與地球的距離一樣，測成某距離為已精確了。因為日的距離，是事實上決不能量，隻能用理論推測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應該覺得的。所以，不能直觀自得，並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學不能直觀自得便不能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