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文學？據我看來，有文字著於竹帛叫做“文”，論彼的法式叫做“文學”。文學可分有韻無韻二種：有韻的今人稱為“詩”，無韻的稱為“文”。古人卻和這種不同。《文心雕龍》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範曄自述《後漢書》說：“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可見有韻在古謂之“文”，無韻在古謂之“筆”了。不過做無韻的固是用筆，做有韻的也何嚐不用筆，這種分別，覺得很勉強，還不如後人分為“詩”“文”二項的好。
古時所謂文章，並非專指文學。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是把“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叫做“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叫做“章”。換句話說：文章就是“禮”、“樂”。後來範圍縮小，文章專指文學而言。
無韻文
文學中有韻無韻二項，後者比前者多。我們現在先討論無韻的文。在討論文的派別之先，把文的分類講一講，並列表以清眉目：
我們普通講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經、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稱。但上表所列文的分類中，以“傳”而論，“四史”中列傳已在集部以外，“本紀”、“世家”和“傳”是同性質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隻有“家傳”。以“論”而論，除了文人單篇的論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譬如：莊子《齊物論》，荀子《禮論》、《樂論》，賈誼《過秦論》都是子部所有的。以“序”而論，也隻單篇的，集中所已備；那連合的序，若《四庫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編年史”中《左傳》、《資治通鑒》之類和“名人年譜”，都是記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傳”是記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們所普通見到的。明人以為沒曾做過史官，不應替人做“傳”，我以為太拘了。史官所做，是卿相名人的“傳”。那普通人的“傳”，文人當然可以做的。
“行述”、“狀”和“傳”各不相同。“狀”在古時隻有幾句考語，用以呈諸考功之官，憑之以定溢法。自唐李翱以為“狀”僅憑考語不能定溢法，乃定“狀”亦須敘事，就與“傳”相同。“行述”須敘事，形式與“傳”雖相同而用處不同。
“碑”原非為個人而作，若秦“嶧山碑”是紀始皇的功績，漢裴岑“紀功碑”是記破西域的事跡，差不多都是關於國家大事的。就以“廟碑”而論，雖為紀事，也不是純為紀事的。隻有墓上之碑，才是為個人而作。“碑”、“碣”實質是一樣的，隻大小長短不同。唐五品以上可用“碑”，六品以下都用“碣”的。“表”和“碑”、“碣”都不同，沒有大小長短的區別，說到彼等的內質，“傳”是紀事的，“狀”是考語兼紀事的，“碑”是考語多，後附有韻的銘，間有紀事，也略而不詳。宋以後“碑”和“傳”隻有首尾的不同了。“表”，宋後就沒有“銘”，在漢時有“表記”、“表頌”的不同，“表頌”是有“銘”的。漢以前沒有“墓誌”，西晉也很少，東晉以後才多起來。這也因漢人立碑過多，東晉下令禁碑，“墓誌”藏在墓內，比較便當一些。北朝和唐並不禁碑，而墓誌很流行：一、官品不及的，二、官品雖大曾經犯罪的，三、節省經費的，都以此為便：“墓誌”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沒有什麼精彩。至很小的事，記述大都用“書事”或“記”等。
單篇論文，在西漢很少，就是《過秦論》也見《賈子新書》中的。東漢漸有短論，延篤《仁孝先後論》可算是首創。晉人好談名理，“論說”乃出。這種論文，須含陸士衡文賦所說“精微流暢”那四字的精神。
“奏”，秦時所無，有之自漢始。漢時奏外尚有“封事”，是奏密事用的。奏，有的為國家大事，有的為個人的事，沒有定規的。“議”，若西漢《石渠議》、《鹽鐵論》、《白虎通》，都是合集許多人而成的。後來，凡議典禮，大都用“議”的。
“書”，在古時已有，差不多用在私人的往還，但古人有“上書”，則和“奏記”差不多，也就是現今的“說帖”和“票”。至如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卻又和“移文”一樣了。
“序”，也是古所已有，如《序卦》、《書序》、《詩序》都是的，劉向《別錄》和《四庫提要》也是這一類。後人大概自著自作，或注釋古書附加一序的。古人的“題詞”和“序”相同，趙岐注《孟子》，一“序”一“題詞”，都用在前麵。“跋”，大都在書後，體裁和序無不同之處。
紀事論議而外，尚有集部所無的，如：
（一）數典之文：
甲、官製。如《周禮》、《唐六典》、《明清會典》之類。
乙、儀注。《儀禮》、《唐開元禮》等皆是。
丙、刑法。如《漢律》、《唐律》、《明律》、《清律》之類。
丁、樂律。如宋《律呂正義》、清《燕樂考原》等。
戊、書目。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王儉、阮孝緒《七錄》、《七誌》，宋《崇文書目》，清《四庫提要》之類。
（二）習藝之文：
甲、算術。如《九章算法》、《圜法》之類。
乙、工程。如《周禮?考工記》，徐光啟的《龍骨車》、《玉衡車》之類。
丙、農事。如北魏《齊民要術》、元王楨《農書》、明徐光啟《農政全書》之類。
丁、醫書。如《素問》、《靈樞》、《傷寒論》、《千金要方》之類。
戊、地誌。如《禹貢》、《周禮?職方誌》、《水經》、《水道提綱》、《乾隆府廳州縣誌》、《方輿誌略》之類。
以上各種，文都佳絕，也非集部所具的，所以我們目光不可專注在集部。
文學的分類既如上述，我們再進一步討論文學的派別：
經典之作，原非為文，諸子皆不以文稱。《漢書?賈誼傳》稱賈誼“善屬文”，文乃出。西漢一代，賈誼、董仲舒、太史公、枚乘、鄒陽、司馬相如、揚雄、劉向，稱為“文人”，但考《漢書》所載趙充國的奏疏，都草絕千古，卻又不以“文人”稱，這是什麼原故呢？想是西漢所稱為“文人”，並非專指行文而言，必其人學問淵博，為人所推重，才可算文人的。東漢班彪著《王命論》，班固著《兩都賦》，以及蔡邕、傅毅之流，是當時著稱的文人。但東漢講政治若崔實《政論》，仲長統《昌言》，說經若鄭康成之流，行文高出諸文人上，又不以文名了。在西漢推尊文人，大概注目在淹博有學問一點，東漢推尊的文人，有些不能明白了。東西漢文人在當時並無派別，後人也沒曾有人替他們分成派別的。
三國時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操以《詔令》名，丕以《典論》名，植以《求自試表》等稱。人們所以推尊他們，還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詩推及其文的。徐幹詩不十分好，《中論》一書也不如仲長統所著而為當時所稱。吳中以張昭文名為最高，我們讀他所著，也無可取，或者以道德而推及其文的。陸家父子（遜、抗、凱、雲、機）都以文名，而以陸機為尤，他是開晉代文學之先的。晉代潘、陸雖並稱，但人之尊潘終不如陸，《抱樸子》中有讚陸語，《文中子》也極力推尊他，唐太宗禦筆讚也隻有陸機、王羲之二人，可見人們對他的景仰了。自陸出，文體大變：兩漢壯美的風氣，到了他變成優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風致，使人生快感的。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說一是剛的，一是柔的。東晉好談論而無以文名者，駢文也自此產生了。南北朝時傅季友（宋人）駢體殊佳，但不能如陸機一般舒卷自如，後此任昉、沈約輩每況斯下了。到了徐、庚之流，去前人更遠，對仗也日求精工，典故也堆疊起來，氣象更是不雅淡了。至當時不以文名而文極佳的，如著《崇有論》的裴頠，著《神滅論》的範縝等，更如：孔琳（宋）、蕭子良（齊）、袁翻（北魏）的奏疏，幹寶、袁宏、孫盛、習鑿齒、範曄的史論，我們實在景仰得很。在南北朝文家亦無派別，隻北朝人好摹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昉的有推尊沈約的等不同。北朝至周，文化大衰，到了隋代，更是文不成文了。
唐初文也沒有可取，但輕清之氣尚存，若楊炯輩是以駢兼散的。中唐以後，文體大變，變化推張燕公、蘇許公為最先，他們行文不同於庾也不同於陸，大有仿司馬相如的氣象。在他們以前，周時有蘇綽，曾擬《大誥》，也可說是他們的濫觴。韓、柳的文，雖是別開生麵，卻也從燕、許出來，這是桐城派不肯說的。中唐蕭穎士、李華的文，已漸趨於奇。德宗以後，獨孤及的行文，和韓文公更相近了。後此韓文公、柳宗元、劉禹錫、呂溫，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韓、柳二人最喜造詞，他們是主張詞必己出的。劉、呂也愛造詞，不過不如韓、柳之甚。韓才氣大，我們沒見他的雕琢氣；柳才小，就不能掩飾。韓之學生皇甫湜、張籍，也很歡喜造詞。晚唐李翱別具氣度，孫樵佶屈聱牙，和韓也有不同。駢體文，唐代推李義山，漸變為後代的“四六體”，我們把他和陸機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稱孟子、荀卿，也推尊賈誼、太史公，把晉人柔曼氣度掃除淨盡，返於漢代的“剛”了。
宋蘇軾稱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們很不佩服。他所說八代，也費端詳。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晉、漢為八代，這當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晉、漢、秦為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為司馬遷、賈誼是唐人所極尊的，東坡何至如此糊塗？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為八代，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亂，已無文可稱；當時大都推重李義山，四六體漸盛，我們正可以說李義山是承前啟後的人，以前是駢體，以後變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開得韓昌黎集讀之，行文自以為學韓，考之實際，和韓全無關係，但宋代文學，他實開其源。以後穆修、尹洙輩也和四六離異，習當時的平文（古文一名，當時所無），尹洙比較前人高一著。北宋文人以歐陽修、三蘇、曾、王為最著。歐陽本習四六，後來才走入此途，同時和他敵對，首推宋祁。祁習韓文，著有《新唐書》，但才氣不如韓。他和歐陽交情最深，而論文極不合。他的長兄宋郊，習燕、許之文，和他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