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雅已不可見，《郊祀歌》之流，和頌實相類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後頌為用甚濫，碑銘稱“頌”，也是很多的。
漢代文人能為賦未必能以詩名，枚乘以詩長，他的賦卻也不甚著稱。東漢一代，也沒有卓異的詩家，若班固等，我們隻能說是平凡的詩家。
繼十九首而振詩風，當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擬《詩經》，獨具氣魄，其他五言七言諸詩，雖不能如十九首的衝淡，但色味深厚，讀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陳思王的詩，也各有所長，同時劉楨、王粲輩畢竟不能和他們並駕。鍾嶸《詩品》評《古詩十九首》說是“一字千金”，我們對於曹氏父子的詩，也可以這樣說他，真所謂：“其氣可以抗浮雲，其誠可以比金石。”
語曰：“在心為誌，發言為詩。”可見詩是發於性情。三國以前的詩，都從真性情流出，我們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們的好處，是無句不佳無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後，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後，阮籍以《詠懷詩》聞於世。他本好清談，但所作的詩，一些也沒有這種氣味。《詩品》稱阮詩出於《離騷》，真是探源之論，不過陳思王的詩，也出自《離騷》，阮的詩還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晉初左思《詠史詩》、《招隱詩》風格特高，與曹不同，可說是獨開一派。在當時他的詩名不著，反而陸機、潘嶽輩以詩稱。我們平心考察：陸詩散漫，潘詩較整飭，畢竟不能及左思，他們也隻可以說是作贖的能手罷了。當時所以不看重左思，也因他出身微賤，不能像潘、陸輩身居貴胄的原故。《詩品》評詩，也不免於徇俗，把左思置在陸、播之下，可為浩歎！其他若張華的詩，《詩品》中稱他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我們讀他的詩意，隻覺得是薄弱無力量，所謂兒女情多，也不知其何所見而雲然，或者我們沒曾看見他所著的全豹，那就未可臆斷了！
東晉清談過甚，他們的“清談詩”，和宋時“理學詩”一般可厭。他們所做的詩，有時講講莊、老，有時談談佛理，像孫綽、許詢輩都是如此。孫綽《天台山賦》有“大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等句，是前人所不肯用的。《詩品》說他們的詩，已是“風騷體盡”，的是不錯。在東晉一代中無詩家可稱，但劉琨《扶風歌》等篇，又是詩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卻也可喜！
陶淵明出，詩風一振，但他的詩終不能及古人，《詩品》評為“隱逸之詩”。他講“田舍風味”，極自然有風致，也是獨樹一幟。在他以前，描寫風景的詩很少，至他專以描寫風景見長，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淵明以後，謝靈運和顏延之二家繼他而起。謝描摹風景的詩很多，句調精煉，《詩品》說他是“初出芙蓉”。顏詩不僅描風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氣，所以推為詩家，或以顏學問淹博之故。《詩品》評顏謂為“鏤金錯彩”。陶詩脫口自然而出，並非揉作而成，雖有率爾之詞，我們總覺得可愛。如謝詩就有十分聱牙之處，我們總可以覺得他是矯作的。小謝（謝脁）寫風景很自然，和淵明不相上下，而當時學者終以小謝不及大謝，或者描寫風景之詩，大家都愛工巧，所以這般評論。梁代詩家推沈約（永明體自他出），律詩已有雛形了。古詩所以變為律詩，也因謝、顏詩不可諷誦，他因此故而定句調。沈約的律詩，和唐後律詩又不相同。《隋書?經籍誌》載他的《四聲譜》有一卷，可見譜中所載調是很多的，並不像唐後律詩這麼簡單。他的四聲譜，我們雖不能見，但讀他的詩，比謝、顏是調和些，和陶、小謝卻沒有什麼分別呢。
宋鮑照、齊江淹，也以詩名。鮑有漢人氣味，以出身微賤，在當時不甚著稱。江善於擬古，自己的創作卻不十分高明。
南北朝中，我們隻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無詩家，久已無從考得，但《木蘭詩》傳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沒了呢！
梁末詩又大變，如何遜、陰鏗的作品，隻有一二句佳絕了。在此時，古今詩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詩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後的定評。隋楊素詩絕佳，和劉琨可仿佛。此時文人習於南北朝的詩風，愛用典故，並喜雕琢。楊素武人不愛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詩獨能過人。當時文人專著眼在一二句好處，對於楊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煬帝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二佳句，就殺兩詩人了。
唐初，律詩未出，唐太宗和魏征的詩，和南北朝相去不遠。自四傑（駱賓王、王勃、楊炯、盧照鄰）出，作品漸含律詩的氣味，不過當時隻有五言律，並未有七言律。四傑之文很卑微，他們的詩，卻有氣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的詩，氣魄也大，雖有對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詩到此時也已窮極，五律七古不能不產生了。唐以前七古雖有，但不完備，至唐始備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顥的詩，都蒼蒼茫茫，信筆寫去，無所拘忌。李詩更含複古的氣味，和同時陳子昂同一步驟。
盛唐詩家以王維、孟浩然、張九齡為最。張多古詩，和李、陳同有複古的傾向。王、孟詩與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詩有律詩，以描寫風景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陳、張，三家都是複古詩家，三人中自然推李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為在古人之上，在我們看來，他的氣自然盛於前人，說他是高於前人恐怕未必。王、孟兩家是在古今之間，到了杜甫，才開今派的詩。
杜甫的詩，元稹說他高於李，因為杜立排律之體為李所不及的。據我看來，李詩是成線的，杜詩是成麵的，杜詩可說是和“賦”有些相像，必要說杜勝於李，卻仍不敢讚同。並且自杜詩開今，流於典故的堆疊，自然的氣度也漸漸遺失，為功為罪，未可定論！至於杜的古詩，和古人也相去不遠，隻排律一體，是由他首創，“子美別開新世界”，就是這麼一個世界罷！在杜以前諸詩家，除顏延之而外，沒有一個以多用書為貴的，自杜以後，才非用典故，不能誇示於人。或者後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飾，可掩了自己的短處！正如天然體態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於脂粉，那些體態不甚美的，非藉此不可了。昌黎的詩，習杜之遺風，更愛用典故，並愛用難識的字，每況愈下了，但自然之風尚存，所以得列於詩林。
韋應物、柳宗元兩家，和昌黎雖同時，而作品大不相同。他們有王、孟氣味，很自然平淡的。我們竟可以說柳的文和詩截不相同。同時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別家不同。他們隨便下筆，說幾句民情，有《小雅》的風趣，他們所以見稱也以此。
晚唐溫庭筠、李義山兩家愛講對仗，和杜甫愛典故是一樣的結合，便成宋代的詩風。“西昆體”染此風甚深，所以宋代詩話，專在這些地方留意。
宋初歐陽修、梅聖俞對於西昆體很反對，但歐陽修愛奇異的詩句，如“水泥行郭索（這句是詠蟹，‘郭索’兩字見揚子《太玄經》），雲木叫鉤輈（這句是詠鳩，‘鉤輈’兩字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卻大加讚賞，和他的論文，大相抵觸的。梅聖俞的詩，開考古之源，和古人詠古的詩，又大不相同了。總之，宋人的詩，是合“好對仗，引奇字，考據”三點而成，以此病入膏育。蘇軾的詩，更打破唐詩的規模，有時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隨便了。王荊公愛講詩律，但他的詩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說：“上句用漢書，下句也要用漢書的。”（按原話為：“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見《石林詩話》）自此大方氣象全失；我們讀宋祁“何言漢樸學（見《漢書》），反似楚技官（見《史記?吳起傳》）”之句，再看王維“正法調狂象（見佛法），玄言問老龍（見《莊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詩話很多，無一不深中此病。惟《滄浪詩話》和眾不同，他說“詩有別才，不關學也；詩有別趣，不關理也”。此種卓見，可掃宋人的習氣了。
南宋陸放翁含北宋習氣也很深，惟有範石湖、劉後村自有氣度，與眾不同。黃山穀出，開江西詩派之源。黃上學老杜，開場兩句必對仗，是他們的規律，這一派詩無足取。
元、明、清三代詩甚衰，一無足取。高青邱的詩失之靡靡，七子的詩失之空門麵，王漁洋、朱彝尊的詩失之典澤過濃，到了翁方綱以考據入詩，洪亮吉愛對仗，更不成詩。其間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項背。洪亮吉最賞識“足以烏孫塗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二句，我們讀了隻作三日嘔！
詩至清末，窮極矣。窮則變，變則通；我們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墮落。所謂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諸君將何取何從？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那時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掉，作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始祖罷。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