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稱“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為唐宋文體相同。實在唐文主剛，宋文主柔，極不相同。歐陽和韓，更格格不相入。韓喜造詞，所以對於李觀、樊宗師的文很同情。歐陽極反對造詞，所以“天地軌，萬物茁，聖人發”等句，要受他的“紅勒帛”。並且“（左黃右主）纊塞耳，前旒蔽明”二語，見於《大戴禮》，歐陽未曾讀過，就不以為然，它無論矣。三蘇以東坡為最博，洵、轍不過爾爾。王介甫才高，讀書多，造就也較多。曾子固讀書亦多，但所作《樂記》，隻以大話籠罩，比《原道》還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劉原甫，一浮一實，擬於無倫了。宋人更稱曾有經術氣，更堪一笑！
南宋文調甚俗，開科舉文之端。這項文東坡已有雛形，隻未十分顯露，後來相沿而下，為明初宋濂輩的台閣體。中間在元代雖有姚燧、虞集輩尚有可觀，但較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劉敞、司馬光輩謹嚴厚重，比歐陽高一等，但時人終未加以青目，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後七子”之分。“前七子”（李夢陽等）恨台閣體；“後七子”（王世貞等）自謂學秦、漢，也很庸俗。他們學問都差於韓、蘇，摹擬不像，後人因此譏他們為偽體。歸有光出，和後七子中王世貞相抗敵，王到底不能不拜他的下風。歸所學的是歐、曾二家，確能入其門庭，因此居偽體之上。正如孟子所說，“五穀不熟，不如荑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歸有光為鼻祖，歸本為昆山人，後來因為方、姚興自桐城，乃自為一派，稱文章正宗。歸講格律、氣度甚精工，傳到顧亭林有《救文》一篇，講公式禁忌甚確，規模已定。清初汪琬學歸氏甚精，可算是歸氏的嫡傳，但桐城派不引而入之，是純為地域上的關係了。
方苞出，步趨歸有光，聲勢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謹嚴，姚姬傳承他的後，才氣甚高，也可與方並駕。但桐城派所稱劉大櫆，殊無足取，他們竟以他是姚的先生，並且是桐城人，就憑意氣收容了，因此引起“陽湖”和他對抗。陽湖派以惲敬、張惠言為巨子。惠言本師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們嫉惡桐城派獨建旗幟，所以分裂的，可惜這派傳流不能如桐城派的遠而多。姚姬傳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為最。梅精工過於方、姚，體態也好，惜不甚大方，隻可當作詞曲看。曾國藩本非桐城人，因為聲名煊赫，桐城派強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著。歸、汪、方、姚都隻能學歐、曾。曾才有些和韓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說是桐城的。桐城派後裔吳汝綸的文，並非自桐城習來，乃自曾國藩處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異出眾，他的敘事文與姚相同，駢體文又直追陸機了。
我們平心論之，文實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各都不相同，派別從何分起呢？我們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為學習他們的氣度格律，明白他們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閣派和七子派的習氣罷了。
他們所告訴我們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應用現製。
（二）親屬名稱應仍《儀禮?喪服》、《爾雅?釋親》之舊。
（三）不俗——忌用科舉濫調。
（四）不古。
（五）不枝。
有韻文
我們在此可以討論有韻文了。有韻文是什麼？就是“詩”。有韻文雖不全是詩，卻可以歸在這一類。在古代文學中，詩而外，若“箴”，全是有韻的；若“銘”，雖雜些無韻，大部分是有韻的；若“誄”，若“像讚”，若“史述讚”，若“祭文”，也有有韻的，也有無韻的。那無韻的，我們可歸之於文；那有韻的可歸之於詩了。至於《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醫方歌訣”之類，也是有韻的，我們也不能不稱之為詩。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詩來問我，我可以這麼答道：“詩隻可論體裁，不可論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韻，當然是詩。”總之，我們要先確定有韻為詩、無韻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斷什麼是詩。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論，原不成詩，以形式論，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詩。
詩以廣義論，凡有韻是詩；以狹義論，則惟有詩可稱詩：什麼可稱詩？《周禮?春官》稱六詩，就是風、賦、比、興、雅、頌。但是後來賦與詩離，所謂比、興也不見於《詩經》。究竟當日的賦、比、興是怎樣的，已不可考。後世有人以為賦、比、興就在《風》、《雅》、《頌》之中，《鄭誌》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劄觀詩時，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複摘別，篇中義多興，此謂比、賦、興，各有篇什。自孔子淆雜第次而毛公獨旌表興，其比、賦俄空焉。聖者顛倒而亂形名，大師偏觢而失鄰類。”鄭康成《六藝論》也說：《風》、《雅》、《頌》中有賦、比、興。《毛傳》在《詩》的第一節偶有“興也”二字，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賦也”均添起來了。我以為《詩》中隻有《風》、《雅》、《頌》，沒有賦、比、興。左氏說：“《彤弓》、《角弓》，其實《小雅》也；吉甫作誦，其風肆好，其實《大雅》也。”考毛公所附“興也”的本義，也和賦、比、興中的“興”不同，隻不過像樂府中的“引”、“豔”一樣。
“六詩”本義何在？我們除比、興不可考而外，其餘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風。《詩小序》：“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我以為風的本義，還不是如此。風是空氣的激蕩，氣出自口就是風，當時所謂風，隻是口中所謳唱罷了。
二、頌。“頌”在《說文》就是“容”字，《說文》中“容”隻有納受的意義，這“頌”字才有形容的意義。《詩小序》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我們於此可想見古人的頌是要“式歌式舞”的。
三、賦。古代的賦，原不可見，但就戰國以後諸賦看來都是排列鋪張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間供給的謂之“賦”，在收納民賦時候，必須按件點過。賦體也和按件點過一樣，因此得名了。
四、雅。這項的本義，比較的難以明白：《詩小序》說：“雅者正也”雅何以訓作正？曆來學者都沒有明白說出，不免引起我們的疑惑。據我看來，“雅”在《說文》就是“鴉”，“鴉”和“烏”音本相近，古人讀這兩字也相同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雅”即“烏”。《史記?李斯傳?諫逐客書》、《漢書?楊惲傳?報孫會宗書》均有“擊缶而歌烏烏”之句，人們又都說“烏烏”秦音也。秦本周地，烏烏為秦聲，也可以說烏烏為周聲。又商有頌無雅，可見雅始於周。從這兩方麵看來，“雅”就是“烏烏”的秦聲，後人因為他所歌詠的都是廟堂大事，因此說“雅”者正也。《說文》又訓“雅”為“正”，這兩字音也相近。“疋”的本義，也無可解，《說文》訓“疋”為“足”，又說：“疋，記也。”大概“疋”就是後人的“疏”，後世的“奏疏”，也就是記。《大雅》所以可說是“疋”，也就因為《大雅》是記事之詩。
我們明白這些本義，再去推求《詩經》，可以明白了許多。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見古詩有三千餘篇。有人對於三千餘篇，有些懷疑，以為這是虛言。據我看來，這並非是虛言。《風》、《雅》、《頌》已有三百餘篇，考他書所見逸詩，可得六百餘篇；若賦、比、興也有此數，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周禮》稱九德六詩之歌，可見六詩以外，還有所謂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時，“宮箴、占繇皆為詩，所以序《庭燎》稱‘箴’，《沔水》稱‘規’，《鶴鳴》稱‘誨’，《祈父》稱‘刺’，詩外更無所謂官箴，辛甲諸篇，也在三千之數”。我們以六詩為例，則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數，更無庸懷疑。至於這三千篇刪而為三百篇，是孔子所刪，還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刪過呢？我們無從查考。不過孔子開口就說誦詩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詩刪過了！大概三千篇詩太複雜，其中也有誦世係以勸戒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學者厭於諷誦。至若比、賦、興雖依情誌，又複廣博多華，不宜聲樂，因此十五流中刪取其三，到了孔子不過整齊彼的篇第不使淩亂罷了。
《詩經》隻有《風》、《雅》、《頌》，賦不為當時所稱，但是到了戰國，賦就出來了。屈原、孫卿都以賦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屈原《離騷》諸篇，更可稱為卓立千古的賦。《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的賦是道情的，孫卿的賦是詠物的，陸賈賦不可見，大概是“縱橫”之變。後世言賦者，大都本諸屈原。漢代自從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鵬鳥》仿佛《卜居》，司馬相如自《遠遊》流變而為《大人賦》，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為《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以及淮南、東方朔、劉向輩大都自屈、宋脫胎來的。至摹擬孫卿的，也有之，如《鸚鵡》、《焦鷯》諸賦都能時見一端的。
三百篇以後直至秦代，無詩可見。一到漢初，詩便出來了。漢高祖《大風歌》，項羽《虞兮歌》，可說是獨創的詩。此後五言詩的始祖，當然要推《古詩十九首》。這十九首中據《玉台新詠》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見這詩是西漢的產品。至蘇武、李陵贈答之詩，有人疑是東漢時托擬的。這種五言詩多言情，是繼四言詩而起的，因為四言詩至三百篇而至矣盡矣，以後繼作，都不能比美，漢時雖有四言詩，若韋孟之流，才氣都不及，我們總覺得很淡泊。至碑銘之類（嶧山碑等）又是和頌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勢非變不可，而五言代出。